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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岁月”——从事水库移民工作40余年往事回忆

作者:唐登清 文章来源:长江水利网 发布时间:2016年12月06日

我于1954年8月在武汉大学水利学院中小型水电站土木专业毕业,分配到长江委上游工程局工作,1955年初,为进行长江流域和三峡工程规划,长江委决定将原上游局、中游局、下游局合并集中到武汉市办公。

为适应规划工作的需要,于1956年组建了水库淹没问题专题组(即水库移民专业组)归属长江委经济室领导,我被分配到该组工作。自此长期从事水库移民工作,直到1996年退休,后又被返聘至1998年才离开工作岗位,一生从事水库移民规划设计工作共计42年,见证了长江委水库移民专业兴衰的全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专业技术人员高峰时达100余人,低潮时只留下半个人(另一半需承担其他任务),最初的建制为专业组,演变至现在的专业处。

回忆从事移民工作42年,有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这些故事并非移民工作的全部,只是过程中的几个镜头而己,好比一部电影的几个片断,有的是自己觉得有趣记录下来,有的可能是自己工作的亮点,有的可能是专业的转折点。

请来中外专家授课

水库移民在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形成专业,而且几乎是一片空白,大学的专业课程中,只提到兴建水库,将会出现一个淹没问题,需进行淹没损失赔偿和移民安置,至于如何进行这项工作,在教科书中是找不到答案的。解放初期,开始进行汉江流域规划,首选丹江口水库作为防洪兼顾发电、供水先期开发的骨干工程,但淹没损失巨大,涉及湖北、河南两省,移民达数十万人,需迁建3座县城。面对这一课题,长江委领导高度重视,及时组建了经济室,航运经济组、水库淹没问题组等。其中水库淹没问题组的人员,将原来从事测量工作的3个队改成水库经济调查队,从事水库淹没调查外业工作,并抽调部分水工设计、地质、测量等专业技术人员负责水库移民的内业工作。编制和人员问题解决了,但专业带头人并非行家里手,对水库移民也处于摸索中。恰好,这时黄河水利委员会已完成三门峡水库的淹没调查和移民安置规划,中国科学院曾派留英经济专家冯华德研究员去黄委指导该项工作,长江委得悉后,便专赴中科院聘请冯华德来长江委指导汉江丹江口水库的淹没调查和移民规划。在进行汉江规划的同时,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研究也相继展开,为配合长流规的开展,中央有关电力、交通、水产、中科院等部门需派入配合,会师长江委经济室,并规定经济室主任由长江委人员担任,副主任由各配合一单位派人担任,冯华德是中科院派驻长江委配合长流规的领队,既是指导水库移民规划工作专家,更是汉流规和长流规经济规划的权威,理所当然担任经济室副主任。

为吸取前苏联在水利水电建设方面的经验,1954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听取三峡工程汇报后,决定让周恩来总理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林,商请苏方派遣专家来华帮助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研究。

苏方同意后,于1956年6月十余位专家陆续来华。苏联专家组成员涉及各个专业,包括水工建筑、航运建筑、城市规划、地质、水文测量、机电经济、水库移民等。其中水库移民专家为米德·维基娃(女)。

中苏两位移民专家,对长江委的水库移民专业形成、发展起到引路作用,特别是苏联专家来长江委后,针对当时水库移民人员素质情况,系统地讲解水库移民有关的基本知识、处理原则及工作方法,并对水库淹没调查和移民安置规划进行技术指导,对提高专业水平起到重要作用。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并停止对华援助,水库移民的指导也随即终止。

100多人到半个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水库移民专业长期存在的难题是,当业务兴旺时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奋力突击去完成任务。而当处于低潮时,又无事可做,队伍难以稳定。例如,在进行汉江流域规划、丹江口水库工程规划设计、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研究阶段,需要进行淹没调查的水库多达数十座,当时分内外业,内业由水库专业组承担,约有100余人。业务工作由水库专业组领导,整个长江流域规划和汉江流域规划阶段,从事水库淹没调查规划,包括地方政府的配合人员多达数百人。这也是移民专业第一兴旺时期。

1960年以后,在三年自然灾害及文化大革命时期。长江委水库移民专业进入低谷时期:规划设计项目很少,人多事少现象突现严重,人员思想混乱。有的同志认为水库移民工作没有发展前途,业务技术水平不高,纷纷要求调往其他专业。外业调查工作人员长期无工作任务也难以稳定队伍。经领导决定,撤销外业队编制,有的调长江委内部其他技术专业和行政部门工作。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长江委兴起大办农业高潮,多数同志调往长江委农业机修组工作,只留下半个人管理资料,归属经济室农业经济组领导,另半个人还要参与农业组工作。这个人就是我。文化大革命期间,水库组建制一时被恢复,一时又被撤销,处于不稳定时期,这一时期维持长达数年。直到1970年以后随着葛洲坝水电工程上马,以及其他规划设计项目的增多,大约是1975年,才恢复水库移民专业组编制,人员约十人。

1980年左右,三峡工程上马的呼声很高,但能否上马移民安置是其关键问题之一,原有的移民专业组编制以及人员数量和质量都不能适应三峡工程水库移民调查、规划、设计的要求,经长江委领导研究决定,以综合规划设计处的水库移民专业组为基础,升格为库区规划设计处。并将水文水利计算专业组划归库区规划设计处,改行从事水库移民工作,同时陆续吸收高校毕业生和电大毕业生,人员扩编达百余人,这就是长江委水库移民专业第二大兴旺时期。也是全国水电设计院从事水库移民专业编制最高(处),人员最多的单位。就是这支队伍胜利地完成了三峡工程水库移民的全部规划工作。包括淹没调查、移民专题论证、初设规划、详设规划、实施计划、建成后评估等重大任务。库区和移民安置区涉及各级人民政府,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工程建设和移民迁置,以及全国多省市的大力支援,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妥善的安置好130多万移民,这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创立的水库移民奇迹。

难以解决的矛盾

我从事水库移民工作长达40余年,在工作中经常碰到的难题即设计单位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淹没指标和补偿投资标准难以统一认识,经常发生争执。

淹没指标的大小,补偿投资的多少,关系移民群众及地方政府的切身利益,他们希望两者越多越好,而设计单位既要对移民负责又要对业主负责,既要坚持原则,按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办事,又要团结地方同志,争取支持和参与,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是从事水库移民工作人员经常要面对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作为三峡工程的试验坝,陆水蒲圻水库被中央批准兴建。在水库淹没调查中,出现一件弄虚作假现象,当时的移民补偿投资主要是以移民人数为主计算的,基本采用平均主义,房屋按间计算,土地属国有,淹没耕地不计补偿费,以安置移民的土地抵偿受淹耕地。移民人数以户口为准,但同时规定,未上户口的新生婴儿按实际调查数填报,当时的水库调查员,发现一连五家都有婴儿来不及上户口,要求作淹没人口登记,并将婴儿抱至现场验认,从而引起调查人员的怀疑,经再三追问和复查,才发现现场验认的一个婴儿替代了五家婴儿的弄虚作假现象。为此,暂停调查,并及时向湖北省民政厅反映,请求民政厅出面主持公道,解决这一问题。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丹江口水库淹没调查中,我被指定为某县的调查组长,带队进入该县境内,进行现场测量定级和淹没实物指标调查,其中耕地一项,是以万分之一地形图,实地勾绘村、组界限和淹没范围,由当地村组干部按其指定的淹没范围,估报淹没耕地面积,再以万分之一地形图量算。待全县调查成果完成后,全库汇总结果,淹没的耕地面积大于淹没总面积,明显不合理,其原因一是村组自报数偏大,二是万分之一地形图比例太小,小块面积测算不够准确。需要合理调减受淹耕地指标,但此数的增减涉及移民及地方政府的切身利益(因为当时国家规定受淹耕地应计算补偿费)。长江委调查组经过典型调查和科学测算提出了调减方案数据,但主管移民的副县长深感责任重大,反映至县委书记,书记认为:事出有因,既有调查资料就按调查资料上报。长江委调查组坚持要调减,否则重新复查,双方相持长达一周时间。最后还是召开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接受长江委调查组核实的耕地指标数据。并由调查组和该县移民局共同签字认可。

在水库移民的规划设计中,设计单位的工作人员受点委屈,也是常有的。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十七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设计单位根据中央的指示,研究制定三峡工程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经过近两年的反复修改完善,并按大纲规定的各项补偿标准和三峡工程的淹没指标测算,按1993年5月价格约需补偿投资400亿元,并征得中央有关领导的同意,为征得湖北、四川两省负责同志的支持,决定公布之前,再召开两省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领导讨论一次,由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付主任郭树言主持,湖北、四川两省主管三峡移民的付省长及省移民局领导参会讨论。会议气氛热烈,讨论十分认真。当时湖北省大约提了十余条意见,四川省意见更多一些,提了三十余条。会议的第一天主要是听取两省的意见,当天晚上由长江委副主任傅秀堂主持研究修改,并指定第二天由我代表长江委向会议汇报修改情况,因为当时提出的大纲是在上级授意下确定投资为400亿元,若将某项指标微动一下,例如城镇移民占地,每人增加一平米,全库总投资将增加约一亿元,而两省所提意见,几乎条条都涉及投资的增加,我将讨论的意见逐一作了说明,除了几处文字作了调整修改外,涉及投资增加的问题,一条末采纳,两省对我的汇报表示很不满意,湖北省态度尚好,只是一般表达投资偏紧移民有困难等意见,四川省的意见较大,一位主管移民的副省长很不客气地说:“四川省有句俗话‘六月的四季豆—油盐不进’,我们提了几十条意见,一条也不接受,令人寒心。”指名道姓的批评我,其实我心中明自,他不便批评长江委,更不愿批评会议主持人,更不敢表示对上级的不满,只能以我为靶子,出出气而己,我虽是代人受过,心想能促进三峡上马,也是我为之终生奋斗的一件乐事。事隔十余年之后,在三峡工程第二次移民工程验收会议上,当时的四川省副省长己升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庆直辖市常务副市长并主管三峡工程移民工作,我们相互握手谈起当年事,却为三峡工程移民安置成功而驱走了当年的不快,真有一笑泯恩仇之感。后来接受重庆电视台采访中,他代表领导干部,我代表移民验收委员会专家,分别对三峡工程移民成功通过国家验收表示祝贺。

邹家华副总理指示:“细算粗切”

三峡工程经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审议同意修建后,中央着手研究筹资方案,整个投资包括工程投资、移民投资、输变电投资3大部分,其中移民投资李鹏总理请邹家华副总理主持研究确定,邹家华副总理了解到移民经费由长江委负责编制计划,于是召集长江委有关同志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汇报,三建委办公室和三峡工程移民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汇报会,长江委领导指定由我负责汇报。当参会人员到齐坐定后,正准备汇报时,邹副总理将我叫到他跟前,在他的旁边和他平行坐定,和他亲切交谈。我将移民投资计算的原则、方法、投资总额、两省意见等做了详细汇报后,邹副总理对长江委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认为移民总投资400亿元中央可以接受,决定就按此方案做工作,并将与湖北、四川两省领导交换意见。他对我讲:“老唐!算账你算不过地方,地方向中央要钱理由很多,你们计算全库总投资时,要把账算细,让人家找不到漏洞。总投资中两省各占多少,分时宜粗不宜细,就按淹投指标如耕地、人口等的比例分下去,这叫‘细算粗切”。后来按照邹副总理的指示,长江委将总投资按其分省的淹没指标,分配给两省,经中央批准后,又由两省分别委托长江委,同样按各县的淹没指标,分配给所属的各县市。移民投资确定和分配,是水库移民最难最复杂的一项工作,国内有的水库长达数年,还难以确定其方案,而三峡工程,淹没损失如此巨大,移民任务如此艰巨复杂,而移民投资的确定和分配却如此顺利,其原因不外两条,一是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亲自指导决策及时;二是三峡库区的淹没损失调查工作做得较深较细,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就我个人而言,因工作关系向省部级领导请示汇报工作,次数不少,但和一位国务院副总理那样零距离的亲切交谈,我还是第一次,真有受宠若惊之感。

张春园副部长送我月饼

“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的编制和出台,涉及中央财力,也涉及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更与移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长江委负责编制这个大纲,经过十余次的修改完善,并由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持大小会议数次研究讨论,由于意见分歧较大,迟迟不能定案出台,于是提请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三峡工程认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主持召开中央有关部委和全国各省市负责人讨论会,但仍因各方分歧较大,不能形成共识。会议确定交水利部研究定稿上报。由水利部副部长张春圆负责,指示长江委派人赴京修改大纲,我和齐美苗(当时为工程师,现为库区规划设计处处长,教授级高工)被指定赴京,在张副部长的办公室研究修改。在一张长沙发上,张春圆副部长坐中间,我和齐美苗分坐两边,就这样一词一句进行修改。共进行了两天,即将完成准备买票回武汉时,恰逢中秋佳节,张副部长亲切地邀我们去他家过中秋节,我们深表感激并婉言谢绝后,张副部长又立即指示水利部移民局派人到北京市内寻找最好的月饼,买来送给我们各一份。回到武汉和家人团聚欢度中秋佳节时,吃着部长送的月饼,真是甜在嘴里,暖在心里,生平吃部长送的月饼这是唯一一次。

难忘的四百亿元定案会议

《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初稿)经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先在湖北省秭归县开展规划试点,继后规划点又扩大到湖北省的宜昌、兴山、巴东三县。试点规划实践证明,大纲初稿所定补偿标准和技术指标偏高,测算出来的全库移民补偿投资总额大大超出中央领导同志的意料,于是决定重新修改大纲。经过近两年的讨论反复修改,再次根据全库的淹没指标测算,全库移民补偿投资总额约需400亿元,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认为中央可以接受,当时的国力尚能承担。于是正式批准大纲,全面开展移民安置规划。并实行总投资400亿元分配给湖北、四川两省,包干使用实行限额规划。李鹏总理委托周家华副总理召开两省负责同志会议,宣布这一决定。会议在中南海周家华副总理办公室召开,川、鄂两省的省委书记、主管移民副省长以及两省移民局、三建委办公室、三建委移民局负责同志出席会议。长江委作为设计单位也参加会议,并负责做好400亿元投资测算的汇报工作。当时长江委主管移民的傅秀堂副主任正在出国考察途中,长江委领导安排由我负责汇报,我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在开会前,我正准备乘车去中南海时,有位领导提出由我汇报不太恰当,应由长江委领导亲自汇报。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长江委领导强调移民补偿投资测算是一项技术工作,以专家(当时我是长江委规划局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身份代表长江委汇报是可以的,而且已经做好准备,不宜临阵换人。经过争执最后还是决定由我汇报。到了中南海,会议首先由我汇报发言,我将三峡工程水库移民补偿投资测算的原则、方法、过程、结果以及两省分配确定的金额,按照已准备的内容作了详细汇报。由于川、鄂两省都拥护和支持三峡工程的兴建,对三峡工程建设和移民投资情况已有所了解。对搞好三峡工程的移民安置充满信心,从大局出发,从拥护中央决定出发,两省领导纷纷表态,赞成400亿元包干便用,负责把三峡工程移民安置好。两省领导积极热烈表态,出乎参会人员的意外,会议进行约一个多小时就顺利结束。从此两省移民正式按程序开展步入正轨。湖北四县已做好规划的,按正式批准的移民大纲,贯彻限额规划原则,重新修改规划。四川省则按大纲规定进行规划。分县规划经省政府批准后,再编制分县实施规划,并进入施工实施阶段。

我为三峡工程“拉票”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长江委职工为之奋斗和盼望几十年的三峡工程终将实现梦想,得悉人大通过决议消息后,全委职工欢天喜地,奔走相告,鞭炮齐鸣,兴高采烈。可是在开人大会议前,依然有部分人不赞成修建三峡工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种种论点反对上三峡,尽管中央己经表态要开建三峡,但反对之声仍然不小。为了广泛宣传兴建三峡工程的伟大意义及效益情况,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责成长江委及有关单位,针对人们对三峡工程的疑问,将论证成果以图像及文字说明举办展览会。长江委派出数十位专家当展览会的讲解员,我是负责移民论证方面的讲解员之一。大约是在人大审议三峡工程投票的前一天,安排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观展览会,当我正在讲解三峡工程移民专题论证情况时,一位四川省万县籍的人大代表,把我拉在旁边对我说:“听说您是四川省万县地区人,我们是老乡,请您告诉我一个实话,修三峡工程到底好不好,移民能否得到实惠?”我对他说:“请您相信我,兴建三峡工程防洪、发电效益巨大,移民安置中央有很多优惠政策,移民安置之时,就是移民致富之时。”他说:“好!我相信您说的是真话,我决定投三峡工程一票”,当我们交谈中,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在旁边做了记录,并为我们照了像,就在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登了我的照片和谈话内容,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上了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张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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