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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杨贤溢顾问

作者:文章作者:陈济生 文章来源:长江水利网 发布时间:2007年02月28日

六十年前就参加过三峡大坝设计,新中国成立后献身治江事业,为三峡工程奋斗了一辈子的原长江委总工程师、副主任、技术顾问杨贤溢同志去世了。我从1955年就与他相识,多年来一直受他教诲,此时思绪万千,谨以几段回忆寄托对前辈的敬仰和思念。

1955年7月,我完成在苏联读研究生计划后回到祖国,分在水利部科研院筹备处,先到南京水利实验处工作。10月下旬,我接部里紧急通知,要求我立即飞赴重庆,追上正在那里查勘的中苏专家长江查勘团,查勘团的主要负责人是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葆华和长江委主任林一山。

在向林一山主任报到后,我就一直由杨贤溢副总工程师安排这段工作。印象中的杨总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学识渊博,话语不多。他告诉我查勘的任务和活动内容,嘱咐我多看多听多记多问。在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们途经当年蜀国名将张飞镇守的阆中、秀丽的小三峡和已经运行了2000多年的都江堰工程,查勘了金沙江南广河口和长江上的沙咀、猫儿峡等许多坝址。沿途看到壮丽神奇的巴山蜀水,听到专家们关于水文、地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途中问答和大会小会技术讨论,天天都有新收获。我庆幸自己能有这么难得的实地学习机会,参加这样跨学科、高层次的工程查勘,

此前,我从未接触过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因此常常向杨总和熟悉情况的同志们请教,他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回程经过重庆时,林主任和苏联专家组长等去北京了。我们大队乘专船顺江而下继续查勘。在西陵峡中部的黄陵背斜核心花岗岩区,杨总领我们根据地形,在风化层较浅的地区初选了美人沱、三斗坪等8条坝线,此后又在西陵峡东翼的石灰岩区也初选了石牌、黑石沟、南津关等坝线。

稍后我们得知,在1955年12月30日,周总理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林主任和苏联专家组长汇报后明确指出,为了更有利于长江中下游防洪,应以三峡水利枢纽作为治江的主体工程,它“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这是其他工程所无法代替的。苏联专家组长也同意了流域规划的战略重点是修建三峡水利枢纽这一周总理的结论性意见。杨总这次参与初选的两个坝区这些坝线,揭开了三峡水利枢纽大规模勘测设计新的一页。

1956年,全国蓬蓬勃勃搞经济建设。3月,国务院明确在长江委基础上,吸收其他部门的相关人员,组建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1989年重新更名为“长江水利委员会”,即今天的“长江委”)。地质部的钻机迅速进到三峡坝区开钻勘探。电力工业部中南院分几批把美国垦务局的三峡工程英文技术资料移交给长办。苏联也适应形势发展陆续增派了好多位规划设计科研专家到长办工作。

杨总这一阶段除继续在总工程师室协助管全面业务外,还兼上游室室主任和三峡组组长。我们好几位同志在他领导下做规划性技术工作,对一些坝线做枢纽布置与导流方式研究,进行综合评价和比较。我记得杨总冒着酷暑带领我们赶到南津关地质部钻机上看刚取出的岩芯和柱状图记录,看落水洞分布,并进入石龙洞等大溶洞内实地考察。还派我和工程地质人员陈锡周沿石牌溪溯源踏勘到超过库水位的高程,看石牌页岩层的完整性,对在石灰岩上筑坝能否靠坝基坝肩的灌浆深帷幕接上石牌页岩来有效地防阻水库渗漏,让我们自己讲出各自的看法。不久后的1956年9月,侯德封和波波夫等一批中苏地质专家到两个坝区对石灰岩岩溶和花岗岩风化问题现场细致考察。杨总是这次现场考察的长办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他们从设计的角度商拟考察重点,带领设计人员参加汇报讨论,长办结合规划设计所做的技术准备得到肯定,考察也进展顺利。

杨总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历来分管科研试验,为长江科学院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1年荆江分洪工程设计时,长江委还没有自己的试验场地和人员,通过与武汉大学合作,租借他们的场地,杨总带领新成立的水工、土工、材料试验组的一帮年轻人开展了长江委最早的科学试验。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荆江分洪前夕,李葆华副部长在深夜打电话问林一山主任:荆江分洪闸会不会一开闸就被洪水冲垮(当时全国有几座大水闸被冲垮)?林主任说,荆江分洪闸已经在我们的模型试验中垮过许多次了,改进设计后现在建成的工程不会垮。那年荆江分洪闸三次分洪,发挥了巨大的功效。重视科学试验成了长江委治江工程建设中优秀的传统。

不久,长办一边规划建造水工试验大厅,一边派技术骨干到南京水利实验处等单位进修,把原来的三个试验组扩展成立了实验研究所。考虑到三峡、丹江口等大型水利枢纽建设将遇到许多新的专业技术,长办在1956年又把实验研究所扩展成专业更齐全、科技水平更先进的长江水利科学研究院,为此还聘请了几批苏联科研部门专家。

杨总以长远的眼光积极抓好长科院的基建规划和大型专业科研试验装备的购置,还深入具体地支持水工试验室参考美国图纸制作高压水箱和小减压箱,作为高速水流试验的重要手段。这年9月官厅水库输水道闸门槽发生空蚀,长科院的中苏专家现场考察并做了1∶10和1∶20的高速水流模型试验,提出修复方案和闸门防空蚀运行措施,解决了问题。

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后,杨总到长科院任副院长,为三峡工程创建了岩基、爆破与震动等新的专业,在水利科研部门彰显出自己的特色。

来长办后我深感学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常去图书馆找书看,曾经欣喜地发现长科院图书馆有好多本美国大坝工程总结性的厚本英文图书和美国垦务局的一些设计技术规范。这些都是杨总的珍藏,捐出供大家阅读的。当时还发现那里有ASCE(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历年的会刊和各专业期刊等许多英、俄、德、法文的国外科技书刊,也都是杨总选购的,他希望大家都关心国外科技水平与发展动向,在科研工作中努力赶超。

1958年春,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率领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在查勘荆江大堤和三峡坝址途中, 听了魏廷王争同志关于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的汇报,与会者经过讨论,认为长江委为工程所做的前期工作扎实,准备充分,决定通过兴建这项工程。

1958年9月丹江口工程正式开工,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任工程总指挥长,长驻工地现场指挥。林一山主任除亲率中苏专家和杨院长等到现场查看坝破碎带,交待做模型试验,提出处理方案外;还专门在长办内派出了各专业设计员组成的设计代表组,由文伏波带队,常驻工地,及时提供技术服务。1959年,丹江口一期导流工程胜利实现汉江截流,1960年开始混凝土大坝施工。但因缺乏经验,机械化施工准备不足,加上受大跃进急于求成的干扰,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1962年2月周总理召开会议,要求工程停工全面检查,做好试验研究和补强处理设计,按设计机械化施工。在主体工程停工期间,水利部正式下文,由长办和丹江口工程局联合成立丹江口大坝处理科研组,杨贤溢任组长,工程局技术处副处长和我任副组长,长办和工程局派出技术人员共同参加相关工作。在1962年3月至1964年4月的两年时间里,在杨院长主持下,技术人员在现场检验坝体混凝土施工的质量问题,检测基岩破碎带补强后的变形特性变化,对预埋仪器监测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等等,经过双方密切合作,完成了这一特殊科研任务。长办提出的补强处理设计也顺利得到实施。通过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实际锻炼,长科院科研水平有了切实提高。对大型水利工程涉及到的问题,明确了深入研究的目标。

1964年5月,我由枢纽处调到长科院水工室,感到长科院学术空气活泼清新:各专业都设立了有高校教授、办内各系统专家和本院专家参加的专业委员会;开展试验要进行立项技术讨论;提倡编译国外科技文章进行内部交流,如“高速水流译丛”还被选中由国家出版社公开出版。20世纪60年代初,长科院院还自力开班,让一些无大学正规学历的同志脱产学习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或联系高校代培,为他们踏上科研征途打好扎实的基础。经过这段培养,不少人结合工程实践,刻苦钻研,不断磨砺前进,逐渐成长为优秀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其为就是其中的一位。重视人才培养,鼓励科技创新的方针在杨院长的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

1970年底,中央决定先建葛洲坝工程,以解决华中华东严重缺电问题,改善三峡河段航运,并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作实战准备。

因葛洲坝工程上马仓促,开工时只有规划性的设计文件,在当时“文革”形势下,工程指挥部采用了兵团大会战的办法施工,实行军事体制的组织领导。长江委虽曾在几个月前就紧急调集科研人员快速开展水工、泥沙、土工、岩基等试验,但终究因为 “边施工,边设计,边勘测科研”,科技人员又来自多个单位,大批图纸没有技术人员签字。工程规模、设计标准、泄洪、导流、截流及枢纽整体布置、泥沙防治与通航条件、软弱地基处理及大型金属结构和设备的制造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未解决,致使工程无法正常进行。1972年11月,周总理抱病主持会议,对工程建设进行通盘研究,决定工程停工,集中力量多做试验研究,修改设计。在领导体制上,总理指定由林一山负责,有八位部、委、省和工程局领导人参加,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研究解决工程中的重大技术问题。总理还明确指示,长办机构不撤销,负责科研设计;成立工程局替代指挥部负责施工。他指出长江航运是大事,不能出问题;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指导下,1972年底起,长办、工程局和一些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共五十多个单位的科技人员和专家、教授、船长们参加了重大问题的科研协作和攻关。这时长办恢复了以林主任为核心的各级业务机构技术责任制,杨贤溢同志重回长办任总工程师,和严恺、张光斗、谷德振、张瑞瑾、陈宗基等技术专家们一道参加技术委员会重大技术问题的讨论,并负责主持跨部门多学科的科研试验工作的协调。长科院科研人员接受任务时都把葛洲坝工程科研试验当作对责任心与科技能力的考验。

1973年7月,交通部主持组织20多条船驳,在鄱阳湖口模拟南津关连通三江航道有泡漩的水域进行了万吨级实船航行模拟试验,揭示出修改设计需要面对的泡漩不利于航行的问题。为此,宜宾、宜昌、汉口、南京三家四地在六座水工泥沙模型上对泡漩水流与南津关岸线整治协同开展试验,寻求解决办法,找出最优的岸线整治方案。长科院在工地模型上的同志也和宜昌水文实验站的同志们一道登上测轮在大洪峰时冒着危险抢测泡漩的特征数据,供模型模拟。

针对涉及河势泥沙通航的这个问题,长科院在汉口等地加做了有特色的水工整体模型(两种比尺,与无线电遥控船模配套;共同模拟泡漩水流并判断比尺影响)和泥沙整体模型(与工地不同材料的模型沙、不同比尺、不同模拟阻力的技艺),杨总亲自当这座泥沙模型项目负责人。

长科院仪器室许钊杰等四位同志精心克服材料比重、遥控技术、舵叶制造等等困难,在1973年底创制出了几何与重力都相似的,适合水工模型使用的无线电遥控自航船队模型,用来在平顺岸线消除泡漩的不同整治方案模型试验中判断航行条件。模型演示后,交通部船舶科研专家担心舵效不相似。杨总要我们水工模型试验和操作遥控船模的同志开动脑筋,设法找出个可以不用舵,或只小角度用舵就能使船队从南津关穿过泡漩进入人工航道的整治方案。大家反复修改试探,得出了满足这种要求的整治方案。制作船模的同志们也制造出了一套面积减小了20%的舵叶,可供船模更换进行舵效的对比。看到展示的两手成果,船长们终于放心地同意试验推荐的岸线整治方案。长科院其他各专业也都在与兄弟科研单位及高校协作中把葛洲坝工程试验研究工作做得更细致扎实。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工程技术人员对重大技术问题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调查、现场观测、科研试验和第一性资料的系统分析,判明了问题实质,找到了解决途径。使葛洲坝工程修改设计有了科学依据;工程规模和枢纽布置得以确定,第一期的二、三江主体工程在1974年四季度恢复施工。

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根据各阶段的科研设计成果,在先后十三次会议上结合建设进程及时作出正确技术决策,保证了工程顺利进行。

1981年初,葛洲坝工程胜利实现大江截流,当年7月,长江上游便暴发特大洪水,二江的泄水闸、发电厂、三江的船闸、冲沙闸和汛前刚建成的大江围堰都经受住考验,安全泄洪度汛,发挥了通航、发电和冲沙功能。1988年大江船闸和电厂全部建成投产,1991年原型实测数据表明工程建设是成功的,已经发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通过了国家最后验收。

1985年国家首次评选颁发科学技术进步奖,“葛洲坝二、三江工程及其水电机组”项目荣获特等奖,杨贤溢总工程师作为长办科技队伍的杰出领头人和总代表,排到了获奖名单第一名。这是长江委人的光荣,也是国家对我们今后科学技术进步的鞭策。

1981年,杨贤溢任长办副主任,退休后作为长办技术顾问,还积极为三峡工程设计科研出谋献策贡献力量。

1980年初,美国垦务局(USBR)、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和陆军工程师团(COA)组成代表团访华,他们看到中国正在建造葛洲坝工程,但对三峡工程因有不同意见而尚未决策。代表团长(COA的总工程师、陆军中将Morris)回国后在全球发行量700万份的“工程新闻记录”(周刊)上发表了“我们砍掉了三峡工程”一文。引起议论纷纷。三周后该周刊又发表了同时访华的团员(垦务局局长Higginson)的公开信:说明代表团访华没有资格和任务去帮中国决策,那篇文章只是个人看法;这次访问使他确信,中国的工程师们有能力去做好他们想做的任何工程。

1980年7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了三峡坝址和葛洲坝二、三江工程。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科委、建委负责组织对三峡工程的进一步论证。为了在国际上表明情况,杨总和时任长办副总工程师的魏廷王争以及美籍华裔顾问赵耆琛(纽约TAMS工程顾问公司Tarbela坝项目总顾问)三人联合署名写了“中国为什么要修建三峡工程”(英文),在“工程新闻记录”发表。丰富的数据和与替代方案的客观比较以及所附葛洲坝工程的照片,在国外得到积极的评价与反响。

1986年至1991年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和审查期间,杨总还受聘为泥沙专家组的顾问,指导了试验研究的顺利开展,全组专家一致同意得出的结论。

2003年,三峡工程蓄水到135-139米水位,船闸电厂开始投产,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通过杨总邀请到1946年在美国参加过三峡工程设计,生活在国内外和台湾的老工程师们参观三峡工程。老朋友们旧梦成真,亲身体会祖国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建设成就,深感亲切欢欣。

2006年三峡大坝全线浇筑到顶,丹江口水利枢纽也正进行大坝加高,成为南水北调中线的关键。杨贤溢顾问虽已故去,但他孜孜不倦,努力创新的精神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科技人员在造福人民的治江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责任编辑:周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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