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楷模事业的典范

作者:刘军 文章来源:长江水利网 发布时间:2007年06月14日
2005年12月4日深夜,上海遭遇了十年罕见的寒流,可是中国工程勘察大师、模范共产党员、水利部科技委员、长江水利委员会科技委顾问、原长江委综合勘测局总工程师崔政权身边亲人的心比遭遇寒流还要冷,因为他们眼睁睁地无可奈何地看着他撒手人寰,永远、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他那颗不知疲倦的心仅仅跳动了71年。他临走前还紧紧拉着女儿的手,嘴唇微微蠕动,是对人世、亲人的依依不舍,还是三峡的什么事情没交待完,还是有什么别的挂念……

噩耗传出,近百封唁电唁函纷纷从他单位所在地——江城武汉、从他魂牵梦绕的三峡库区,从国内外许多地方飞到他亲人身边;有的专家学者请假自费乘机、坐车赶赴上海为他送行;秭归县人民要给崔大师立碑,巴东父老乡亲要为崔大师立传,奉节人民不仅要把他们尊敬的崔大师写入《奉节县志》,还要为他铸一尊铜像……

“崔政权是我们人生的楷模,事业的典范。”他单位的同志如此动情地说。

早在十几年前,中国地质大学校长殷鸿福院士就如此评价崔政权:“我们这一代人拼搏的缩影就是你。”

崔政权到底为三峡库区人民做了一些什么,值得三峡人这样的感恩颂德?

崔政权到底以一种什么样的人格魅力,在事业上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让同志们对他如此地敬重和佩服?

笔者曾在十年前,为了采写他,采访了不少人,接触大量的有关资料。笔者走近崔政权后突然发现,他当时就是那样的优秀和超群。他这一生中也许做过许多事,但他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地质领域里创造了一个新的体系,二是为三峡库区百万移民找到了一个安稳的家园。也许有人为做成其中一件事,都竭尽毕生心血,他的不凡就在于在这两项领域里都战果辉煌。尤其是,他为三峡百万移民找到了一个安稳的家,他为三峡人民做了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随着三峡库区蓄水,那些新城址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他所做的贡献越发显得珍贵,而被载入史册……

 

一、为三峡百万移民找一个安稳的家,三峡人民感谢他

三峡工程真不愧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坝顶海拔高程185米,大坝建成后,正常蓄水位175米。回水到重庆,将形成长620公里的水库区。原库区13座县(市)城、129座集镇需要搬迁,移民超过百万,这在中外水电史上没有先例。三峡移民的新家将安在何处?他们的家园能否长住久安?由此引出了一个与三峡工程同样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三峡移民工程。原国务院总理李鹏曾说过:

“三峡工程成败关键在移民。”可见移民工程的重要性,而崔政权就是三峡移民工程的地质总负责人。

责任重于泰山。

三峡地区的地质构造十分复杂,除了火山活动、冰川和破坏性地震活动外,几乎包容了所有地质问题。在这样一些复杂的地质条件下为移民找新家,别提有多难。

崔政权是1990年底正式接手三峡库区迁建城镇新址选择与建设地质查勘任务的。从那以后,他后半生的命运就与库区紧密相连。作为一个老党员,他深知三峡移民工程又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工程,他常常告诫自己:

“要以对党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为三峡百万移民找一个安稳的家园。”

从10万年前长阳人点起巴山圣火,到5000多年前大溪河边出现手持陶器汲水人的身影,人类很早在三峡地区繁衍生息,创造文化,历代文人墨客没少对三峡歌咏赞叹,三峡又成为诞生故事很多的地方。随着移民工程的兴起,一个个有关崔政权的故事又在三峡流传着,丰富着三峡的文化宝库。流传的最多的是他为巴东人民摆脱地质灾害的故事……

巴东因地势陡峻,难以从事大规模的营造,自古就是三峡诸县中唯一没有设城防的县城。同时,巴东县城也是三峡库区中自然、地质灾害最为频繁的一个地区。仅1991年8月6日巴东老城发生的一次泥石流,就使2591间房屋受到破坏,1394间房屋倒塌,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4968万元。巴东人多么希望永远摆脱地质灾害的魔影。

三峡工程的兴建为巴东人带来了希望。自从三峡库区开始实施移民工程以来,巴东人以无比的热情和积极性选择新址。早在1979年他们就请某规划院选址、详勘,并由上级批准黄土坡为建城新址。1992年6月,国家某部负责主持的“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三峡库区拟迁城市新址环境地质研究》提交了《湖北省巴东县新城址黄土坡滑坡工程地质勘察报告》,该报告肯定了黄土坡新址。该部办公厅还为该成果发了文件——《关于转发湖北省巴东县城新城址黄土坡工程地质勘查报告评审意见书的通知》,《通知》中写到:“专家和代表对《报告》给予较高的评价,确认是一份优秀的勘查报告……具有国内先进水平。”

巴东人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个安稳的建立家园的地方了,于是在黄土坡大兴土木。截止1992年,新县城已基本建成,投资已达到1.8个亿,巴东县城及一大批机关都已迁建到黄土坡。他们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家园还没有建完,地质灾害的魔影便接踵而至。

预测这些魔影的人就是崔政权。

崔政权接受移民工程地质勘察任务后第一次到巴东县的时间是1992年5月。他在黄土坡一带进行全面考察后吃惊地发现,并严肃地指出:巴东新县城建在一个滑坡体上。

为了让巴东人从世世代代的自然灾害特别是从地质灾害环境中解脱出来,他组织长江委原综勘局工程技术人员在巴东县进行认真的勘察选址,最后推荐白土坡上游的云沱——庙坪(西壤坡)一带为县城新址。另外,他对县领导严肃提出:在黄土坡一带禁止再建设。其次,白土坡一带虽然不是滑坡体,但潜在地质问题多,稍有不慎便会出现险情。

崔政权的不同意见引起了湖北省有关部门的重视。当年8月,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持的县城新址扩迁专家论证会议通过了崔政权推荐的云沱——庙坪方案,嗣后经省政府批准将县城新址扩迁到庙坪一带。

这无疑给县领导提出了一个难题。已建成的新县城1.8亿元投资说放弃就能放弃吗?说巴东新城建在一个滑坡体上,不让我们再建设,这是不是危言耸听?湖北省有关部门,还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地方,而且负责地质勘查的还是当时颇有点名气的地质专家,专家的意见哪能错?怎么一到了崔政权的眼里就不行了?不管他。于是,巴东县黄土坡上的建设依旧进行着。

转眼到了1993年,崔政权再赴巴东城。他一到巴东就直奔黄土坡,看到那里的情况他十分担忧。巴东人已在三道沟一带开挖巴东宾馆等建筑物的基础工程。地基已呈现出滑坡体,且具有多层滑动面,结构复杂,如此地质状况,怎么还能建土建工程?崔政权立即劝阻县有关领导:“三道沟一带的建设赶快停下来,千万别再搞了,否则要出事!”

崔政权走后,当地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一年过去了。崔政权再一次踏上黄土坡时,三道沟的土建工程仍在进行,这说明县里根本没有放弃黄土坡之意。崔政权这次感到问题严重了。“这一带情况很复杂,地质灾害是无情的,稍一疏忽,即可引发出新的灾害。另外,白土坡一带的山比较高,而且结构都是石头,容易产生泥石流,很危险。可你们还在那里修公路,当心诱发泥石流。如果那一带是土,垮下的仅是一些房子,可石头从上滚下来,从上而下所有的东西会一扫而光。”

崔政权的话依然没有引起重视。1995年初,崔政权在三道沟和白土坡再次呼吁要严格控制建设,对已建好的地方他提出要搞好排水设施。对后一点建议当地官员倒采纳了,他们仅仅花了半个月时间突击安排排水设施,其它的照搞不误。面对眼前这一切,崔政权突然感到他这一介书生显得多么软弱无力。一天晚上,熟睡中的崔政权突然被噩梦惊醒,他梦见整个巴东新城滑到江底,他也因失职而被戴上了手铐。醒后,他周身大汗淋漓。

不行!我要对巴东人民负责,向上面反映!

4月,崔政权奋笔疾书写了《长江三峡工程库区迁建城镇新址地质条件论证情况通报》。关于巴东新址部分,崔政权特意用粗体字强调了必须抓紧进行几个方面的工作。

崔政权的通报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5月,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参加的在万县市召开的“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会议”上发了崔政权撰写的《情况通报》。参加会议的常务副县长回到巴东后,将崔政权从1992年就开始写的《初勘通报》、《详勘通报》,以及到1995年5月止崔政权提出的各种书面意见和警告记录在由县四大家领导参加的会议上宣读,觉得问题严重。纵观崔政权这几年让他们放弃黄土坡的一贯立场,他们感到也许崔政权是对的。于是会议决定,采取坚决措施停止黄土坡上的一切建设。

但已经太晚了!他们已经阻止不住地质灾害魔鬼的袭击了。

1995年6月10日清晨5时45分,二道沟一带发生滑坡,体积达46000立方米,埋11人,死亡5人,平湖路垮塌了60米,直接经济损失约1000万元!新华社和不少新闻媒体都报道了此事。

血的教训开始使巴东县领导进行反思,他们意识到地质工作的重要性。县领导在有关会议上多次重申:“巴东县城的命运同地质环境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也认识到崔政权的价值。

8月2日,巴东县政府给长江委原综勘局发来“巴东县人民政府关于商请设立巴东地质工作站的函”,并聘崔政权为地质顾问。

这位顾问走马上任不几天就为巴东人民立了一大功。

8月6日,崔政权到了三道沟,发现此地又要发生滑坡。他立即对随行的副县长汪盛均说:

“你要赶快将这一带的单位和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带,这一段近期又将要发生滑坡。尤其这里建的那个油库得搬走,否则滑坡下来引起大火,那可是特大新闻。三峡地区可是世界舆论比较敏感的地区,你们敢承担这个责任吗?”

那位副县长听完这番话后可吓着了,他马上表态说:“我们立即采取措施,马上疏散。”然后他又望了望离疏散带很近的一块地方不安地问崔政权:

“那一带需不需要疏散?”

崔政权看了看说:“那一带不受影响,不必疏散。”

那位副县长用一种担心的口气又问了一遍:“真的没有问题,万一……”他的眼光一下子碰到了崔政权那一双不容置疑的目光,后半句自然地也就咽了下去。

不几天,滑坡地带的单位、居民、油库都搬迁到安全地带,而且还按照崔政权的要求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力图将未来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点。将这一切安顿妥当后,县领导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不安的目光停留在那一片崔政权说不用疏散的地方。同志们也暗暗为崔政权捏了一把汗,为他的预报,更为他说的那一片不必疏散的地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尤其那一段万一也出现了滑坡,房毁人亡,这可是要担大责任的呀!有的人暗自嘀咕崔政权为什么不把保险系数弄大点,或者不要马上表态,只是说再观察、观察,再看一看。这样既得体,又不失身份,万一有个什么情况,本人又不需要担责任,地方上也不好怪罪,不少有名气的专家、学者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他难道不怕因此事而身败名裂?

崔政权可没考虑那么多,他只想尽快地将情况向上级汇报,以引起重视。

8月15日,崔政权赶写了一份《巴东县城区主要地质问题暨需要抓紧进行的工作》的报告,报送三峡办、湖北省省长及巴东县政府。报告中仔细地描绘了即将发生的岸坡失稳形式等情况。

这个报告还引起了国内某些地质专家的关注。尤其报告中出现的“变形点(域)扩展轨迹”和“临滑起跳点(域)”两个新概念是国内外地质学中从来没有的。他们最初是从崔政权这年5月刚出版的第二本专著《长江三峡工程库区库岸稳态及崩、滑体专论》中接触这两个概念的。其前一个概念可实现国内外尚未解决的长期、中期预测问题;后一概念则是预测失稳形式、规模以及失稳能量的关键概念。专家们认为,这次滑坡如果预测成功,尤其这两个概念如果在滑坡中获得成功,可将岸坡的变形、失稳预测(预报)理论与方法论引向更完善、更可靠的境界,而崔政权又将成为该研究领域新理论的带头人,这又将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10月29日,这个早已让崔政权预测到的滑坡魔鬼又一次向巴东三道沟扑来。尽管它狰狞、不可一世,毁了209国道170米、70米港区码头,3个单位和3户农户大小6套房屋,由于预报准确,防范措施得力,无一人伤亡,油库起火的灾害也避免了。岸坡失稳形式与崔政权预测的完全一样,他创造的那两个新概念也在滑坡中获得了成功的检验。地质界的同行为崔政权的成功,更为那两个概念能正式导入岸坡的变形、失稳预测而感到高兴,崔政权又给地质界同行一个惊喜。

最感到震惊的还是巴东人,他们到滑坡现场一看,简直惊呆了。因为崔政权让搬走、疏散的那地段果然滑了下去;崔政权没让搬的地段没有留下任何灾害痕迹,上面的居民住房和单位全都安然无恙。

“神了!这可真是神机妙算,佩服!佩服!”不少巴东官员和老百姓奔走相告,他们在科学面前,尤其是在崔政权大师面前彻彻底底地服了!

巴东新县城(2000年)规划用地面积约457公顷,总投资5.3亿元。如果将新县城建在黄土坡——白土坡一带,意味着新县城又将处在地质灾害环境中,5.3亿元的投资随时可能毁于一旦。由于崔政权顶住压力,加以阻止,将县城新址挪到云沱——庙坪一带,也便将以后世世代代的县城人民从地质灾害中解脱出来,所以巴东人由衷地说:“巴东人会永远记住崔总。”崔政权从此在三峡库区名声大振。

最让同志们佩服的是崔政权那种为库区百万人民的利益,不明哲保身、敢于承担责任的人格魅力。崔政权把这种人格魅力没有停留在过去成功的岁月里,而且延续到他生命、工作的整个过程中。以后单位的年轻人只要听到三峡人说:“从你们身上看到了崔大师的影子”,就认为是对他们最好的评价。

11月10日上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副总理邹家华和川、鄂两省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亲临三道沟滑坡现场,详细地听取了崔政权同志的全面汇报。当李鹏总理听到由于提前一个月疏散了油库和居民,没有造成火灾和人员伤亡事件,而且岸坡的失稳形式完全符合预测模式等情况汇报时,很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李鹏总理对在场的人、尤其对崔政权说:“新城镇建设要充分考虑地质条件,要建设在稳妥可靠的地方。”

崔政权立即表态:“长江委会尽职尽责,下最大决心把工作做好。只要地方上配合得好,新城镇是会建设好的,请总理放心!”

这是崔政权向党中央、向百万库区人民许下的承诺……

然后,崔政权站在李鹏总理身边合影留念,他的脸上绽出一缕欣慰的微笑。

崔政权应该有露出这种欣慰微笑的理由。巴东选址仅是他为库区人民建功立业的一个在库区流传较广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又何止是这一个?

他顶着压力,通过勘察分析否定了某专家提出的奉节三马山新址建设在滑坡体上的论断,确保了新城的建设速度,为奉节挽回了几亿元的损失。当奉节原县委书记陈孝来提起此事时,眼里含着泪花,深情地说,崔政权大师承担了别人难以承担的风险,尽到了别人难以尽到的责任,实现了别人难以实现的成就,他对科学和事业的追求使许多人只能望其项背。奉节县委常委孙开武说,崔政权不是奉节人,但他以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敢于负责的献身精神为奉节新县城的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我们要把崔政权写入《奉节县志》,名垂千古。

三峡有多长,崔政权的工作线就有多长;三峡有多宽,崔政权的工作面就是多宽。

有人统计,从1991年9月到1996年11月,他在选址方面为三峡库区新城建设避免了近20余亿元建设投资的损失。另外,在他撰写的《系统工程地质导论》一书的指导下,他带领同志们以国内外地质界从未有过的惊人速度完成了三峡库区18个县市、13座县(市)城、110座集镇及大型厂矿企业《三峡库区迁建新址选择与地质论证报告》(初勘、详勘)1000余万字、图纸1万余张。这千万字、万余张图全都是由他一个字一个字、一张图一张图地审阅过来的,崔政权已为库区百万移民绘制了一幅安稳新家园的宏伟蓝图。

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是有限的,尤其对千变万化地下世界了解的程度也是有限的。新家园的地基到底怎么样,新家园的地基还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也是崔政权时刻担心的。怎么办?也只有在各县设立地质工作站,他作为一个三峡新址地质工作总负责人才能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各县设立耳朵和眼睛。

于是,崔政权的又一个创新项目提出来了。在库区设立地质工作站,以负责做好地质灾害预报和新建城镇运行情况的长期监测工作。从1995年开始,库区12个县(市)的地质工作站相继建立,配备了专职地质人员,这就为库区的地质安全安上了一双双监视地下动态的眼睛。1998年7月至9月,三峡库区共发生崩滑事件126起,总滑坡体达到两亿多立方米,都因这些警惕的眼睛及时发现、提前预报,均未发生人员伤亡事件。当地政府和老百姓说,有了地质工作站,我们住得放心、睡得安心、工作时不担心。地质站成为三峡库区的守护神。

尤其是这些年,蓝图上的家园在三峡大地上逐步铺开,证实了崔政权选择的正确性,三峡人更加感念崔政权。

1999年,中央电视台特邀崔政权走进《东方之子》栏目,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说:“随着三峡工程的兴建,移民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三峡百万移民要重新选择自己的家园。由于三峡库区地质结构比较复杂,滑坡、崩塌地质灾害经常出现,所以三峡人心里一个安全的家尤为重要。我们今天东方之子介绍的崔政权,就是替三峡库区人找家的人……”

这天正是“五一”劳动节,将崔政权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推出,本身就是对崔政权的劳动做出的最大的褒奖……

长江委人经常说:

“建一座工程,立一座丰碑。”崔政权做到了。他在领导完成三峡移民工程地质勘察工作的同时,已在三峡大地上立下了一座供后人瞻仰的丰碑。

 

二、终生学习,不断创新,同志们十分敬佩他

那还是1935年的冬天,吉林省和龙县一个姓崔的朝鲜族农民家庭里又有一个小孩呱呱落地。父母一看,又是一个男孩,便毫不犹豫地给他起了一个很刚硬的名字——政权。在崔政权的前面,他已经有了3个姐姐、两个哥哥了。没两年,又有一个妹妹加入到这样一个大家庭内,给本来就很贫穷的家庭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的崔政权,从小就知道什么叫苦,也特别能吃苦。

崔政权的父母亲尽管十分吃力地支撑着这个家,但并没有放弃让孩子接受教育,孩子们学习也很争气,尤其是崔政权和他的二哥。崔政权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他的语言天赋。他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当地的朝鲜族学校学习,学的是朝语。解放初期,当跨入东北地质学院水文地质专业的时候,还不懂汉语,这对他学习上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于是,他就以超常的毅力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开始学习汉语,同时还要学习大学规定的外语必修课——俄语。最终的结果是,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还被分配到武汉水利电力学校当了老师,教一些汉族学生。

1956年,他来到长江委后,从此开始了他实现人生价值的漫长之旅。

崔政权的起点并不高。论学历,他是大专毕业;论经历,绝非“坎坷”二字能概括。“文革”中批斗、关押,只因为他在走“白专道路”;论条件,他长期野外作业走南闯北、风餐露宿近30年。

前30年时间,崔政权是在逆境中渡过的。但有一点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伟大的长江勘测事业给了他施展才能的大舞台,他更为终身服务的长江事业付出了坚强的意志与毕生的精力。

他的出色是多方面的,前面讲到了他的敬业精神、他为了坚持真理敢于碰硬的精神让人们佩服不已。

除此之外,他终身学习、开拓创新的精神同样被许多人交口称赞,他由此也总是站在科技实践或理论的前沿,引导着勘测专业新的潮流,成为水利系统乃至全国地质勘察界的风流人物。

崔政权的知识渊博是同行们公认的,而大凡知识渊博的人决不是天生的,都与“刻苦”这个词密切相关,崔政权也不例外,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都在刻苦,刻苦地学习、刻苦地工作。最了解他的是他以前的学生、后来的妻子徐凤芝,她在一份演讲稿中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

“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很感慨,他怎么就有那么大的毅力和决心,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总是那么兴趣盎然地工作、学习,而且都是那么出色。”

原中国地质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洪福在一封信中更是由衷的赞扬崔政权是:

“我们这一代人拼搏的缩影”。

在外业队近30年时间,崔政权先后从事过长江干、支流的丹江口、宝珠寺、江口、彭水等10多个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地质勘察工作。长期、大量的野外工作实践,积累了十分重要的条件。为他以后的理论创建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他像一个百花采蜜的蜜蜂一样,懂得酿造。他每完成一项工作或工程就立即进行技术总结,提出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学习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写出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为他日后的理论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妻子介绍过这样一件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单位把我们从彭水工地调回武汉参加斗批改,这反而给崔政权读书学习带来了一个好机会。当时我们俩工资都不高,又要养活两个孩子,买不起更多的书。崔政权一到休息日,就到江汉路新华书店去看书;看到好的地方,就蹲在地上抄了起来。久而久之,书店的营业员都感动了,主动为他提供凳子,让他坐下来抄;来了新书,还主动给他介绍,提供给他抄。

有一位年轻人曾向崔政协提出脱产学习外语,崔政权以自已的亲身经历对那位年轻人说:

“要掌握世界上最新科技成果是应该学外语。只要你有毅力、刻苦,何必要脱产学习。1981年,我为备考日本神户大学进修生,每天早起对着墙壁苦练日语口语,练得舌头红肿、流血;后来,读日文资料时其中又有不少英语单词成为我阅读的障碍,我又开始学习英语。我当时只有一本《现代美国口语辅导手册》,一有空就拿起来读,随身听也听坏了好几个;我53岁时开始学习法语,不久我就能看懂法文技术资料了,而且以后我撰写所有中、英、日文著述材料全部都由自己输入。也就是说,只要你刻苦,没有什么语言学不好的。”

听崔总这样一说,那位年青人也只好默认了。在公认的刻苦表率崔总面前,他还能说什么呢?

崔总什么培训班都没进过,但同龄人还十分佩服他的电脑技术,谁都知道他完全靠自学学的电脑。他还担任过原综合勘测局计算机应用领导小组组长,具体分管原综勘局和长勘所的计算机技术应用。长勘所第一张由计算机绘制的地质图——湖南鱼潭水电站钻孔柱状图就出自他领导的计算机小组。

20世纪70年代初,崔政权的论文《岩溶作用动态平衡理论》受到时任水电部副部长李鄂鼎和总工潘家铮的赏识,推荐给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2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成为“国际水文地质学新进展”专辑的特约论文,当时他还不到40岁。

还是在70年代,崔政权在担任原长办第四勘测队队长期间,在乌江彭水、芙蓉江枢纽的工程地质斟察中,他应用孔间无线波透视技术探察河间地块岩体完整性,这项技术就是今天的工程物探的CT技术。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项技术才被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勘测界多数人认可,认为是勘察技术发展的亮点,并被国家科委先后列为“八五”、“九五”重点科学技术攻关课题加以研究和推广应用。崔大师在约20年前,已执掌这一领域的研究的牛耳。

20世纪80年代初,经严格考试,崔政权成为中国首次派到日本神户大学的进修生,在神户大学工学部大学院樱井春辅(现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研究室进行研究工作。

最近我们收到他女儿崔蓓的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崔蓓在文章里写了这么一件事:

“今年2月底,我见到了父亲在神户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他非常骄傲地谈起了他的弟子我们的父亲,因为父亲是在中国刚刚开放时最早留学日本的学生之一,又是神户留学生会的会长。那时,中国留学生常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监视,经常有警察向他的那里师询问父亲的情况,但导师总是自豪地称父亲为他的好学生,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研究室。父亲留学时的住址是神户留学生会馆,离神户大学很远,但他每天都坚持徒步前往。由于学习勤奋,父亲在短短的时间里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令许多人刮目相看。”

在此期间,他因为成果突出,神户大学要破格给这位进修生发博士学位证书。这在神户大学还从无先例,崔政权又被称为“向神户大学挑战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

回国后,崔政权建立了“系统工程地质”理论与方法论,此项成果在1986年一问世,就被当时的国际工程地质学会主席LangerMiichacelF.B.称为是工程地质学新的领域;不久,在国内地质界产生影响的他的专著《系统工程地质导论(SEG)》正式出版。

书一出版,国内外有关专家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专家们评价说:“它标志着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和岩土工程跻身世界行列……全书反映出作者站到了当代工程地质学发展的前沿……该书中的某些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当时国内工程地质学存在着两大学派,即成因学派和结构学派,专家们认为崔政权创建了第三大学派,即系统学派。国际工程地质学原存在着四大学派,即苏联的地质工程学、奥地利的地质技术或岩土工程学、美国的环境途径工程地质学、中国的环境地质学,而崔政权又以系统工程地质学创建了国际工程地质学的第五大学派。他因此而被载入中外地质学史册,从而走入事业的辉煌。

1991年底,崔大师成为三峡库区移民迁建城镇选址和地质论证的总负责人。如同前面所说,三峡地区除了火山活动、冰川和破坏性地震活动外,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地质问题。有不少专家可能终其一生也碰不到,三峡给崔政权施展才能提供了大舞台。他以后不少创新成果都是结合大规模新城迁建选址实践提出的。

崔政权科学地提出了所有城镇新址要分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两个阶段进行勘察,该意见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采纳并写进颁布实施的“移民安置规划大纲”中。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移民安置规划司副司长罗元华称赞崔政权是三峡库区地质“活地图”和库区地质灾害防治第一人。

1992年,崔政权通过考察,结合在巴东、奉节等地层岸坡的变形、失稳情况,提出了“坠覆体”的概念,并以此指导了巫山新县城的选址工作。从1992~1998年,特别是1998年长江八次洪峰,巫山县长达7公里的新城,边坡高达30-50米,一坡到顶,没有一处“滑坡”,实践充分证明了“坠覆体”理论的可信,这也是崔政权科技创新的又一成果。

1992年,崔政权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这是国家对他价值的肯定,可妻子说老崔从来就不知道他的工资卡的工资有多少……

1994年,他被授予“中国工程勘察大师”称号,这是中国地质工程界顶极的称谓,从那以后喊他崔大师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崔大师由于掌握了几国外语,他经常能捕捉到国际科技最前沿的信息。长江勘测科研所的同志们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情:

1996年国际岩石力学年会上3S技术在岩石工程勘察中的应用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关注,他捕捉到了这一新的技术发展动向,很快于第二年就提出“为了保证三峡工程的顺利实施,保障三峡水库的正常运行和新建城镇的安全,必须建立保障三峡水库的正常运行和新建城镇的安全,必须建立滑坡泥石流3S工程。”由于这是保证三峡库区内的新城镇能够长期安稳的一个有效的措施,对三峡库区子孙后代都有利的一个有效措施,崔政权全力以赴、到处奔走呼吁,上下联络。他邀请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等院校,与长江委一同开展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使长江委又在这个学科中保持了领先地位。据介绍,这项工作当时在全国工程地质勘察界都产生了影响,对三峡库区的影响更是深远。由于他较早地推动了长江三峡工程库区滑坡泥石流预报3S工程的前期工作,使得三峡库区滑坡、泥石流和库岸稳定性,及其对三峡工程的影响,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于2000年起大规模地开展了三峡工程库区二期、三期滑坡及塌岸的防治工程,保证了三峡工程的安全和三期蓄水目标的如期实现。这也是崔大师为三峡新城的长治久安做了一件功德无限的大好事。

这是一个多么有远见的创新,一个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创新。

1999年,崔政权的《边坡工程——理论与实践最新发展》(和李宁合作)荣获交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他的成果何止这些!

除了上面两部一百多万字的大部头书外,崔政权还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而由他亲自撰写的、没有公开发表的各种报告、研究成果就更多了,多达上百本,有的比砖头还厚。

他的妻子徐凤芝太了解他了,知道“他是一个热爱工作胜过生命的人。”尤其是他担任三峡水库移民工程总负责人后,经常唠叨的话是:

“我要为库区百姓找到安稳的家园。”

这是党和人民交给他的一份责任,而且责任重于泰山。崔大师正因为太看重这份责任,他就成为一个特别敬业的人;为他的这个事业,他也成为人们公认的最能吃苦的人。

徐凤芝退休后,为了让崔大师不再牵挂她一个人在家,有时候也陪着崔总到库区考察。她不去,崔总怎么样工作她也看不见;去了,她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都爬不上去的山,他这个60多岁的老头子非要上去看个究竟,看了老头子那为了工作不顾一切的样子,她就心疼。

吴永锋曾这样评价崔总的精神:

“崔总虽然很瘦,年纪也大了,但他爬山的速度、耐力,连我这个山里娃出身,年纪比他小近三十岁的人都比不了。”他还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2003年夏天的一个大热天,气温达到37℃左右。为了考察秭归县一个大滑坡,崔总带着我们从滑坡东侧往上爬,一路上不停地拍照、录像、记录,中午在附近的老乡家里吃了点稀饭。午饭后,我们又顺着滑坡东侧往西爬。滑坡的后部岩石像被刚刚爆破过的一样,松动破碎,而且后部的几十米高的滑动面上还残留有不少摇摇欲坠的危石。我们爬过了后缘,来到滑坡西侧的一道深槽边。崔总指着那个深槽说,我们就从这里往下爬,一直爬到水边去。我们站的位置高程是430米左右,而水边是135米。说着,崔总就带头往下爬,我们当然也只有硬着头皮跟着他了。大概花了两个多小时才爬到水边,大家是满身大汗,像刚从蒸笼里出来一样,我都觉得要累瘫了。崔总看着我们这个样子,就和我们一起在树下歇了一会,又忙着考察前部的滑体去了。

有时候,我真不明白,崔总那么瘦的身体里哪来的这么大的干劲?”

他的这些干劲来源于对事业的忠诚、来源于他的敬业精神,更来源于他对库区人民强烈的责任心,他的心已经和三峡库区融为一体。徐凤芝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每次崔政权在武汉家里的时候,碰到三峡库区下大雨,他都坐卧不安,非要等到每个地质站站长打电话汇报完情况,他才稍微安心一点。

他的敬业精神不是作秀的,而已深深地潜入了他的血液里,化为了自觉的行动。为此,他在一些人眼里是那么样高大,却又是那么样的平凡。

 

三、教人育人,细腻体贴,亲人们总是想念他

亲人的概念,有狭义的,也有广义的。狭义的是指直系亲属或配偶,广义的是比喻关系亲密、感情深厚的人。崔政权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一种由人品、才华、性格、气质综合而成的魅力。这种魅力,让狭义的亲人是那样地喜欢他,为他自豪,崔政权的儿子就说,他最敬佩的人就是爸爸;这种魅力,让广义的亲人是那样地敬重他,感激他,而崔大师广义上的亲人已桃李满天下。

早在1992年,由于他的《系统工程地质导论》的问世,中国电力联合会、教育部还在武汉举办了首届系统工程地质培训班,向全国水利水电系统推广他的研究成果,同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成都理工学院、武汉水利水电学院、中国矿业大学等聘他为兼职教授及兼职硕导、博导,不少硕士、博士研究生已把选择毕业论文选题的目光投向他创建的领域,他已培养出多名硕士和博士生,他们是那样地由衷地感激他。

作为原综合勘测局的总工程师、技术领导,他十分注重培养年青一代,并把这项工作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他的指导和精心培育下,许多年轻人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有的已走上了领导岗位,现任长江勘测技术研究所所长苏爱军同志已成长为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

崔大师对人才的标准要求是非常高的,年轻人经常听他这样说道:

“真正的人才应该德才兼备,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强烈的事业心,要不断地学习和实践,要勇于创新和探索。”

崔政权不光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地这样做。他的为人处事,是对德才兼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事业心的最好诠释。

年青人首先从崔大师身上学到了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

他们是从一个专业技术人员的角度在反复品味巴东黄土坡和奉节重新选址的故事,他们不仅从中体会出了其中的技术含量,更看到了故事中的主人公崔政权为了坚持真理,不畏惧权威,敢于碰硬的铮铮铁骨。吴永锋由于当时就在巴东,是黄土坡事件从头到尾的目击者。当时,吴永锋他们就提到某权威单位已经的结论,对否认它还存在一定的顾虑时,崔大师就对年轻人说:

“你们年轻人在工作中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迷信专家,不要迷信权威。”又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

“就是我的话,你们也不要迷信,我也不可能永远正确,有时候也会出错。”

崔大师教给年轻人最多的是他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

崔大师经常会创新一些新观念、新名词,什么“起跳点”、“坠覆体”等等。由于这些都是过去专业术语中所没有的,一些年轻人都不以为然,有些心里都还存有疑问。吴永锋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对兴山县政府后山变形体进行勘测时,崔大师对吴永锋做的一个地质剖面用坠覆体的模型进行修改,吴永锋不以为然的情绪流露在脸上,崔大师没有直接批评而是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年轻人思想一定要放得开,不要拘泥于现有的书本知识,要善于接受新的知识、新的理论,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

后来,崔大师在奉节专门带几个年轻人去看坠覆体这种模式破坏的边坡的完整连续的典型剖面,吴永锋这才终于相信了,而且区分开了坠覆体与滑坡的区别,相应地也就找到了治理这两种不同破坏段面的处理措施。吴永锋也终于弄清楚了崔大师提出这些新概念的过程,并由衷地赞叹,只有勇于创新的人才能够提出。

崔政权是老专家,但他从来没有论资排辈的思想,而是大胆地启用、不拘一格地选拔和使用青年人。1994年,他启用了12名年龄在30岁左右的青年工程师担任三峡库区12个县(区)地质工作站的站长,负责那个县的地质工作。当时吴永锋、严应征、张庆峰等都是20多岁的年青人,一方地质把关权交给几个毛头青年,而且三峡又是一个敏感的地方,崔政权当时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而且没有一定胆识的领导是不会这样做的。崔大师更注重在实践中培养他们。在当时计算机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给每个地质工作站配备了台式计算机;他每年巡查期间,崔大师都要带着站长们到各个工地增长见识,在实践中学习。这些站长们经过实践的锻炼,都逐渐成熟起来,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已经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有的已走上领导岗位。像现任长江设计院副总工吴永锋就曾担任巴东地质工作站的第一任站长。

崔大师为什么在同志们中间那么具有人格魅力,首先在于他的无私与坦荡,只要是对事业有益,他什么都可以献出。

他是综勘局较早拥有而且学会使用手提电脑和数码照相机的人,崔总曾对吴永锋说,他的笔记本电脑里储存了几万张各种地质照片。

了解他在库区工作经历的人,都清楚他那几万张照片的来历。每次到库区考察期间,崔总总是带着同志们白天奔波在各个工地,他挎着数码照相机拍摄大量的照片。每到晚上,崔总一行回到宿地,连年轻人都累得不想动,可崔总还要对着照片逐张地写说明,撰写考察报告,经常工作到深夜。他常说:

“今天的资料必须整理完,不然就要堆起来。”

2005年,吴永锋作为技术负责人从事三峡库区移民工程高切坡防护的有关工作。这年七月的一天,崔总交给他一个移动硬盘,说是他拍摄的高切坡照片。吴永锋打开一看,文件大小竟达7·5GB,里面有几千张各个区县的高切坡照片,而且是按照区县顺序整理得好好的,每张照片都有编写说明。崔总是无偿的、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他。

“我的那些资料,只要你们用得着,就统统拿去。”这是崔政权对年轻技术人员常说的一句话。他一生积累大量的宝贵学术资料,都无私地提供给青年同志们学习、研究、引用。

他还充分利用自己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科研院所的兼职博导等有利条件,亲自联系派出年轻同志前往法国、日本进修学习。如今这些年轻专家都能独当一面,成为单位的栋梁之材。他们非常感激崔政权大师,盛赞他是“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胸襟坦荡、诲人不倦”的恩师和引路人。吴永锋从一个普通的地质站的站长走到长江设计院副总工的岗位,他由衷地说:

“这与崔大师对我的教诲、关心关怀是分不开的。我心里永远感激崔大师,我将永远怀念崔大师!”

我们这位副总工文学素养还挺高,他还赋诗一首,表达对崔总的感激之情:

“勘察大师奔波一生,

最终,他实在走不动了,

于是他把自己脑海里的褶皱取出来,

化作后辈前进的路!”

他有那么的朋友和亲人,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主要由于他不仅是他们的恩师,更像他们的慈父。

跟崔大师在库区跑了七八年的邓永泰到现在还记得每次跟崔总出差时,工作一做完,他总是谢绝接待方的挽留,对邓永泰说:

“阿泰,咱们早点回家吧,你们年轻,孩子还小。”

崔总的声音仿佛还在他耳边回荡,这个大小伙子一想起鼻子就发酸。

“山矮人高,心清水浊”,这是库区人民送给崔政权大师的一副对联,也是对他由衷的评价。

崔大师在库区的亲人更多了。邓永泰在他的一篇悼念文章里这样写到:

“崔总在三峡库区的称谓也经历了崔总、崔老总、崔大师三个阶段,这并不是简单的称谓变化,实际上是库区人民对崔总由认知到尊崇的过程。”

“崔大师来了,你可是好长时间没来了,到我家来坐一下嘛!”崔总他们一下车,老远就有三峡人跟他打招呼。

徐凤芝陪着老崔走了一趟三峡,发现无论走到哪,都有认识老崔的人,都挂在嘴边不断地喊着“崔大师”。有的人跟老崔摆起龙门阵来,别提有多亲热了。峡里人早知道崔大师的生活习惯了,不喜欢吃大鱼大肉,只喜欢吃苞谷饭,煎土豆或红薯。偶尔,他也会提出来加一份炒腊肉。山里人就是实在!早在十几年前,当他们认可接受崔政权以后,知道他爱吃红薯和玉米,就像烽火台传递消息一样,打电话把崔总的这个爱好一个县一个县地传下去,让崔总不管到哪个县吃饭都有他喜爱吃的东西,这就是山里人表达感情的方式,他们早已把崔大师当作的亲人。

从崔政权的家人那里可以了解到,崔政权生前是那样的恋家、恋自已的亲人。

崔大师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妻子温柔体贴,儿女双全。妻子是个上海人。当年,她不顾家里的坚决反对,嫁给了这位北方人。从那以后,徐凤芝跟着崔政权走南闯北在外业一干就是几十年,两个孩子小时候只好被送到上海外婆家托老人家帮着照看。这些年,到武汉安了家了,崔政权退休前还是一年时间有一大半的时间在外,这个家全部交给了妻子。这也是崔政权直到老了以后,还经常觉得有愧于妻子的原因。生前,他总是对妻子说:

“你嫁给我很委屈,在山里呆了二十多年,吃了不少苦,现在又把家里完全甩给了你。”他在外面总对人说:

“我取得的成绩,三分之二应该归功于我夫人。”

可妻子徐凤芝却不这样认为,在她的眼里,丈夫是那样完美,她愿意为丈夫做一切,无怨无悔。

不了解崔政权的人都认为他很严厉,当妻子的却不这样认为,在她的眼里,丈夫是那样的心地善良,温柔体贴。

老崔每逢出差在外,每天晚上都要打个电话给她报平安,说说在外面的见闻,问问家里的情况,其实他是不放心把妻子一个人留在家里。

他每次出差或出国都要买礼物给妻子和孩子们,衣服、小饰品、小玩具……从不空手而回。最让妻子难以接受的是,离他去世前两个月,他最后一次出国到欧洲,话也说不清、饭也不能吃的老崔还记得给妻子、孩子们带礼物,现在物在人去,让当妻子的看到它们就痛心……

徐凤芝在她的一篇文章里还这样写到:

“他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多才多艺、情感细腻、浪漫多情的可爱的人。他会画画,会吹口琴,弹扬琴,拉手风琴。他生前最喜欢唱《北国之春》和《迟来的爱》,唱起来那么深情,每个在场的人都被深深地吸引。年轻的时候,我们每到周末就去跳交际舞,当时别人都羡慕地说:

‘他们这才叫两口子呢!’

由于老崔是少数民族的原因,他跳起舞来,手势、身段一出来就和别人不一样,真让我打心眼里喜欢。”

崔政权是那样地爱孩子,孩子又是那样地爱爸爸。在上海工作的儿子眼里,爸爸是让他最敬佩的人。

他的女儿崔蓓已经定居日本。那天,她打电话到笔者家,“我是崔蓓。”银玲般的声音,让人顿生好感。她在电话里谈起爸爸是那样地充满感情:

我爸爸最疼我,我跟他的感情很深。我小的时候,身体很不好。那个时候我们刚回到武汉,又在搞文革,我记得一推开门,外面都贴着大字报,他也经常被批斗,可他每天都背着我去打针,长达半年的时间。

他做什么事都首先替别人着想。比如,我到日本后,经常给家里打电话,每次爸爸接到电话后,最多也只说一句话:

“我很好,你不用担心。”没别的意思,他主要是怕我多出电话费。

他实际上是一个感情很细腻的人,他最会选择表达爱的方式。我看《东方之子》节目时都哭了,因为他从里到外全是穿的我给他买的衣服,他也是穿给远在日本的我看的。

他病后,我每次回国,事先都不告诉他,说回来就回来了。他要是知道了,十次有九次不让回,怕我们花钱……

由于崔蓓打的是国际长途,就没让她谈那样多。她问,可不可以写文章,在你们那发表?

这是完全可以的,我们愿意为她提供一块园地,让她表达对父亲绵绵不断的情思……

 

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永远怀念他

2005年的下半年,长江设计院院长接到了崔大师专门写给他们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到:“我这次去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我一定要去,去为这个项目划一上一个句号。”

崔大师为什么要这样说,他说的是一个什么项目?

这话得从水利部科技委组织的“水利部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关键技术专题考察”说起。

那还是2004年8月中旬,崔大师接到水利部的一个通知,让他带几个人参加水利部组织的“南水北调西式线一期工程关键技术专题考察”。当时,崔总已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老人。上级领导这样重视他,他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能否适应高原反应,欣然前往。

他和考察组一行12日离开武汉到成都,先后经过九寨沟、川主寺、红原、阿坝,16日来到壤塘县城,壤塘的海拔高程已经是3200多米了。17日,他们从壤塘出发,溯玛柯河而上去考察几个勘察工地。那天下午,崔总就开始感到不舒服。人家都穿着毛衣,他穿着厚厚的棉大衣还觉得浑身发冷,傍晚回到县城时连路都走不稳,晚饭都不想吃就睡下了。到了晚上八点多钟,崔总又是发烧又是呕吐,随行的同志赶快请来县医院的医生给他打针。同志们都认为崔大师是高原反应,马上派人把他送到海拔低一点的马尔康治疗。到了马尔康,崔总对随行的吴永锋说:

“小吴,我生病这件事千万不要给单位上说,也不要告诉你徐阿姨。”

小吴当时就答应了,但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他分析可能崔大师怕单位和家人不放心,担心吧!

在医院拍的片子出来后,医生说肺部有阴影,建议崔大师在医院多住上几天。不多久,考察组的同志们到了马尔康后,也同意医生的意见,好好在医院观察观察。

崔大师不同意。他说:

“我没事,我的病已经好了,五、六年前,我的肺部就有阴影,抽烟抽的!没事,没事。一点小病,已经好了,等会我和你们一起走。”

由于他的态度十分坚决,同志们只好给他办了出院手续,带了一些药,崔大师是打着吊针坐到车子上的。谁知到了汶川县,崔大师又开始发烧。结果,以后的路上,他的病情反反复复,也只好边治疗边考察,就这样坚持到了武汉。

回到武汉后,徐凤芝赶紧把崔大师送到武汉协和医院,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他被诊断为肺癌。

“我当时一下子就慌了,心里也只有担心害怕的份了,同时也在埋怨他怎么那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徐凤芝事后对同志们说。

崔蓓说她已回到家里,是她逼着他去住院的。崔蓓说:

“当时真害怕看他那双眼睛,他得到这个结果后流露出失望的眼神。他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他不愿意承认自已得的是癌症。我对他说,你要相信科学,你的病会治好的,我们都爱你。”

崔政权最后终于听话地住进了医院,可他却把手提电脑带进了医院,一有空就在那里敲打。

得知崔大师得了最让人恐惧的病,同志们川流不息地来到武汉协和医院;长江委主任蔡其华、纪检组长陈飞专程到医院来看望崔大师,并与医护人员座谈,了解治疗情况。一个委主任,为下属的病专门与医务人员开座谈会,研究治疗方案,这在长江委历史上也是没有的。

“蔡主任,你看老崔病得这样了,还非要我把他的便携机带到病房,还掂记着工作,你说这人怎么这样不要命?”

徐凤芝一看蔡主任来了,就赶紧在主任面前告崔政权的状,她多次劝说无效,也只好请领导帮忙了。

长江委“国宝”级的人物有好几个,崔大师算上一个。在蔡主任的眼里,崔大师的健康比什么都宝贵,在这点上她与徐凤芝绝对站在一条战线。于是,她就坐在崔大师床前,反复叮咛崔大师一定要安心治病,身体是最重要的,有了身体就有了一切。

“崔大师,一定要好好休息,全长江委的人都盼着你早日恢复健康……”蔡主任情真意切地劝说道。

崔大师由于患的是晚期肺癌,加上年龄大,身体又不好,不能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的治疗方案,大剂量地化疗、放疗,这对一位近70岁老人来讲,简直是让他元气大伤。从一开始,崔大师就对他的病十分清楚,晚期肺癌意味着他的来日不多,他要与癌魔抢时间,无法休息养病,只要化疗、放疗一停止,他就接着工作,他是在拿坚强的意志与死神抗争。医生尽管也反复制止,徐凤芝更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更知道他是一个工作起来不顾一切的人,知道制止也无效,也只好在营养上对他进行很好地补充,让他恢复得快一点。他们对这个特殊的病人也没有办法,只好由他去。

化疗、放疗初见成效,每次做CT下来,看着病灶一点点缩小,徐凤芝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与此同时,崔政权用一个晚期癌症之躯拼出的用英文写出的数十万字的专著《立足地表变形信息的滑坡预报系统》也问世了。

崔政权的肺癌仅是初步得到了控制,出院时医生反复强调是初步得到了控制,还给他提出了许多辅助治疗措施,尤其提出了一定要好好休息,要静养。医生根据崔政权在医院的表现,就知道他根本做不到,但话是要说到位,他们要尽到自已的职责。

崔大师出院不久,他的这部专著就成为国家科技部和欧洲七国合作的《中欧科技合作第五框架计划》的重要内容,他本人还被邀请参加当年十月在希腊萨洛尼卡举行的成果报告会。

事情是这样的。滑坡是水利工程的一大公害,国内外的一些大坝因为滑坡而造成垮坝或者成为废坝的案例不少,像奥地利的瓦尼亚大坝刚建成不久,就是因为滑坡报废了。

如何解决世界水利这一大公害?由奥地利维也纳工程咨询公司(VCE)牵头,由包括中国在内的七个国家参加的欧盟合作滑坡监测项目也就因此而启动了,这七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要选一个滑坡作为一个试验点,我们国家选择的是三峡云阳的一个滑坡体。中国项目总负责人是崔政权,长江勘测科研所和武汉大学勘测学院作为参加单位。

可崔政权毕竟是一个癌症患者,大剂量的化疗、放疗,再加上病时又拼命完成了一部著作,崔政权已极度的虚弱,妻子和同志们都担心他坚持不了这么一个远距离的考察,劝他不要去。

可崔政权太清楚了,这是一个有国际影响的、能充分在国际上展示我们技术水平的国际合作项目。崔政权如果出席会议,这个项目成功性就更大些。他的那个倔强性又上来了,决定还是去。

走的前几天,他们到北京希腊使馆办签证。去北京的时候,随行的长江勘测科研所的高改萍就发现崔总有些不对头。正是金秋十月,天气还很暖和,可崔大师坐在车上一个劲用热水袋暖着胃,话也说不清楚。细心的高改萍连忙问崔总:

“崔总,您怎么啦?哪里不舒服?”

“好像嗓子不太舒服,不过不要紧,没有什么。”崔总若无其事地答道。

“我看您是不是不要去了?您的身体这样不好。”高改萍建议说。

回到武汉后,徐凤芝也发现了崔政权的异常,她看着当时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丈夫,坚决反对崔政权到欧洲去,让崔政权到医院去看病。

“没关系,我可以去。这个项目太重要了,我不能不去。也就是十来天时间,回来后,我听你的话,马上到医院去。”

崔政权不容置疑地说。没有比徐凤芝更了解他了,只要是崔政权要办的事,你就是十头牛也拉不回他,他就是这样一个学习、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

崔政权出院不久,在上海的儿子和媳妇一直说再过来看看爸爸,当父亲的始终说自己还好,挺忙的,不要他们过来。崔政权逝世后,儿子一直后悔得要命,认为如果他们过来了,当医生的妻子一定能发现父亲的异常。事后,徐凤芝回过头仔细地一分析,丈夫对自已的身体的不好还是有感觉的,只是没有想到那样厉害,这是崔政权第二次入院后一位与崔大师一起去考察的人告诉她的。

崔政权将报告完成后,就感到头有时候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疼,他自己分析可能是写报告累的,也没敢对徐凤芝说,怕她着急。这种头疼其实是可怕的癌魔在侵蚀他的大脑,它像一个魔鬼一样始终附在他的身体上没有下来……

崔政权不知道它的存在,但肯定也感觉到身体的异常,否则他决不会给院长写那封信,让我们再重温一下信的主要内容吧:

“我这次去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但我一定要去,去为这个项目划上一个句号。”

崔政权的欧洲之行还是如期进行。“没想到,他这一去,真的是用生命为他热爱的事业划上了令我痛不欲生的句号。”徐凤芝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是哭着说这句话的。

与崔政权同行的高改萍也一个劲地说对崔总的欧洲之行感触很深。整个会议、考察的行程安排得紧凑,崔政权和他随行的同志们更没有想到他的病情发展得更是迅速……现在提起来,高改萍还是记忆犹新。

“太快了,几乎是几天一个样。我们先到维也纳,崔总已经不想吃饭了。清淡的粉只吃一点点。到了晚上,我们几个到超市给崔总买吃的东西,一样一点,然后拿到崔总房间去,他勉强又吃了一点。”

会议在希腊的萨洛尼卡举行,崔总坚持到了会场。按安排,他这个总负责人先进行总体介绍,其后几个项目负责人再进行分别介绍。可崔总已经不能介绍了,他只能让随行的人带他发言。他一直用一个手巾捂着口,口里一个劲地分泌着长长的粘腥物,谁也说不清楚他当时忍受着多大的痛苦。

欧洲六国的滑坡考察开始了。每次到了一个滑坡处,崔总只能在下面看看,根本爬不上去。尽管如此,他拿出的结果让同行的人无不佩服。

一天,崔总他们来到了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那里是滑雪者的旅游圣地,但有一个叫巴地亚的滑坡体非常大。高改萍是负责遥感技术的,她和几个年轻的同行一直爬了上去,想把这个滑坡体看个清楚。崔总已经是爬不动了,就站在车的旁边远远朝它望去。

高改萍一行从滑坡体上下来上车后,就兴味盎然地开始了讨论,大家意见众说纷纭,一下子也统一不起来。崔总看着这些喜欢探索的年轻人笑了。他拿出纸和笔来,很快把滑坡的剖面图画了出来,让这几个年轻人也只有佩服的份了。

考察团一行再到了希腊北部的海边城市,那是一座很美的城市。会议安排代表们参观雅典古城,那里保留着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文明,崔总很想进去看看,但他已经力不从心了,代表们都进去了,他只能在公园门口的椅子上躺下来休息。

到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的时候,崔政权觉得难受得坚持不下去了,于是在纸条上写了一行字,要求到医院去打针,进行消炎。

在意大利当地的医院,崔总整整吊了一晚上吊针。那位意大利医生问得很仔细,包括最近得过什么病没有?做过什么治疗?

崔总没敢说实话,他知道说了实话肯定不会让走,要留下来治疗。他现在还要随着大部队考察其它几个国家,他始终没有倒下,坚持考察完会议安排的所有滑坡。

考察结束了,崔总他们终于回国了。崔政权一下飞机,就被送进了医院。没几天,他又被尽快转到儿子所在地——上海,进了上海最好的医院——华山医院。

可是,一切都迟了,这次崔政权彻底地败下阵来。

崔政权一生好强,从不服输,他一生不知预测过滑坡、泥石流等多少地质魔鬼,但他预测不了自己身上潜藏的癌症魔鬼。他能战胜地质魔鬼,是因为他所具有的极强的敬业精神、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聪明的大脑等多方面因素,构成了他坚强的免疫系统,所以他在事业上是常胜将军。但他要获得这一切,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也就是说,这需要透支心血、透支健康,甚至要透支生命,这又使他这方面的免疫系统极弱,所以在癌魔一次次袭击他时,他又是如此地不堪一击。

经检查,癌细胞已转移到崔政权的脑部。尽管医院派出了最好的医生,动用了最好的医疗设备,用从端士进口的伽玛刀一下子从他的脑子里挖出了20多个肿瘤,而且切得干干净净,可还是迟了。医生说他的癌病已经到了晚期,手术后没几天,他的舌头已经开始下坠了。

谁都知道,崔政权有一个令人羡慕不已、非常聪明的大脑;对他的事业来说,这个大脑尤其珍贵。可就在这个大脑里,癌魔竟然布下了20多个肿瘤,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数量和体积。崔政权生前要付出多么大的毅力,才能忍受如此大地折磨和痛苦?这些对生者来说,已经是不可而知了!

伽马刀手术后,崔政权的大脑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他有一点始终没有遗忘,那就是他终生也割舍不下的三峡库区。

这天,头上还缠着纱布的崔政权对着医院白白的墙壁问着妻子:

“怎么墙上都是库区的照片和地形图啊!”

妻子一听,泪水一下子就下来了,她知道他太想回他魂牵梦绕的三峡库区看看,他还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做完,留下了那么多的遗憾。

“老崔,这是病房,不是办公室,哪里有库区的照片和地形图啊,这是你大脑里出现的幻觉。不要瞎想了,静心养病,你一定要好好地活着!你可是和我有约,到80岁以后就彻底放下工作,陪我在上海生活。那时候我们再一起手拉手在阳光下散步,到公园里跳舞,重温年轻时候的浪漫。你可要挺住啊!”

崔政权没办法不想,他有太多未尽的事要做,太多应该交待的事要交待,要不然躺在床上的他为什么手里总是握着手机,总好像要给谁打电话,可他任何电话已经打不出了。他曾费力地对前去探望他的领导说:

“假若上帝再给我5年时间,我会把欧盟的合作项目做得更好,因为这关系到国际威望啊!”

可上帝这次并不仁慈,那样快地将他召到“天国”。

有太多知道、了解崔政权的生者对他有一种说不出的留恋和怀念,这种留恋何止是了解他的生者。采访时,高改萍给笔者讲了这样一件事:

那是在欧洲考察期间,他们抽空去了一个大型广场。他们到那的时候,广场上空飞翔着许许多多的鸽子,不少游人亲热地给落在地上的鸽子喂食,好一幅人鸟和谐图。

突然,几个鸽子同时朝崔政权身上扑来,高改萍不知为什么眼泪刷地一下下来了,同时用照相机将这个珍贵的画面捕捉了下来。鸽子对一个陌生人是不会有什么感应的,可高改萍的眼泪解读起来却很复杂,里面是不是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一种留恋的成份?她也不知道还是癌魔将崔大师往去“天国”的路上赶,只根据崔大师一路的症状,怕崔大师中风,仅是这都让她一路上忐忑不安。

“他是累死的。”高改萍这样对笔者说。

“有时候,我只觉得,为了事业,崔总简直是在透支生命,熬尽心血。否则,他不会走得这么早。”吴永锋也是这样认为。

他心爱的女儿更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她在《寄给天国我父亲的一封信》里写到:

“您还有这么多的事业,您还有这么多的愿望,您还有这么多相处朝夕的好友,您还有相伴半个世纪的我的妈妈——您怎么也舍不得这个世界,怎么也舍不得离开山清水秀的三峡事业的……但是,您被迫去了天国,去了您不愿意去的世界。”

这世上真的有天国吗?但愿没有,又但愿有。要不然,为什么吴永锋也在一篇文章提起:

“我想,世上如果真的有天堂和地狱的话,崔总一定是在前往天堂的路上,因为他这一辈子做了不少好事,做了不少功德无量的事。他的灵魂也离不开他日夜牵挂的三峡库区。”

凡是做好事的人党和人民都会记住他的。

崔政权逝世后,长江委直属单位党委向全体共产党员发出了《关于开展向崔政权同志学习的通知》;长江委主任蔡其华在崔大师先进事迹报告会上这样说道:

“崔政权大师是我委党员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把自已毕生精力和才智都献给了长江水利事业。回顾他的一生,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的妻子冷静地对笔者说:

“老崔这一辈字只不过体现了他的价值,做了一个好人,有用的人。”

他的这种价值和作用还在继续延续着,“人生的楷模事业的典范”,许多人都将他作为标杆。现在三峡库区工作的长江委的年轻人一听到谁夸奖他越来越像崔大师了,就认为是对他最大的褒奖。

我们相信在崔大师的影响下,在不远的将来从三峡库区,从全国水利工地会走出更多的“崔政权”,我们的事业呼唤“崔政权”……

(写此稿时,引用了吴永锋作品的有关内容,参考了长江设计院的《大师风范》、徐凤芝的演讲稿、杨林、张志杰等人的文章,并得到了夏丽华、马秋生、李卫星等人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责任编辑: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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