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记忆

作者:徐州 何赋硕 文章来源:长江水利网 发布时间:2006年07月11日

编者的话:这是一篇领导干部、尤其是水利领导干部应该很好一读的作品,这也同样是一篇想了解领导干部的人应该很好一读的作品,它通篇洋溢着昂扬正气、澎湃之情。作者前半生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为建立新中国立过战功。当他带着战争留下的创伤走到徐州市市长领导岗位后,历史赋予他更为严峻的使命。现在这位耄耋的老人也许还有其它轰轰烈烈的政绩,可作者仅向读者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他领导徐州人民开展的一场较为全面的治水经历。作品以雄辩的事实真实地诠注了执政与治水的关系,并理直气壮地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如何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八十五华诞。

历史文化名城徐州,《尚书·禹贡》列九州之一。她山川形胜,岗岭环合,北扼齐鲁,南屏江淮,东连黄海,西接中原,古代汴水、泗水在此交汇南流,近代津浦、陇海铁路在此纵横相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曾因黄河横越,襟带淮泗,水患频仍,数不胜数。战争的烽火伴着洪流的肆虐,为徐州积淀的厚重的历史文化里增添了沉重的内涵,也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过无数次严重的威胁。徐州人民逆境奋起,不屈不挠,多少仁人志士发出振兴徐州水利之呐喊;多少忠烈贤良高唱治理水患之浩歌。每当我漫步在风景如画的故黄河畔,看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都会情不自禁,思绪万千。那一幕幕与徐州人民并肩携手,风雨同舟,为防洪保安、治理水患而战斗的场景,就萦回脑际,难以忘怀。本文将要记述的,就是对那些场景的记忆。

一、汛情惊魂  坚定治水决心

洪水过境和夏秋季暴雨是造成徐州水患的直接原因。徐州遭受黄水之害,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从周定王5年(公元前602年)黄河第一次大改道南徙起,就屡屡泛滥,决口成灾,危及徐州。自金世宗大定21年(1181年)黄河失故道,继而于金章宗明昌5年(1194年)“河决阳武故堤”,夺汴、泗、淮,注入东海,主流由西朝东南流经徐州,直到清咸丰5年(1855年)“河决兰阳铜瓦(今兰考)”,又一次改道北徙山东,经章丘大清河流入渤海,更给徐州留下了枕着黄河661年的惊魂岁月。改道后的黄河下游故道,遂为夏秋洪水走廊,继续威胁着徐州的安全。黄河给徐州人民造成的灾难,数不胜数。宋、金、元、明、清史稿记载屡见不鲜,地方史更是连篇累牍,“河决”、“河大决”、“河溢”、“河大溢”、“又溢”等字眼比比皆是。加上夏秋季降雨集中,积水成灾,更使徐州水害雪上加霜,几乎无年不有。据资料统计:仅新中国成立后,徐州市区暴雨成灾就有数十次之多。其中日降雨量200毫米以上的大多造成严重灾害,如:

1950年7月11日至12日,27个小时连降暴雨210.1毫米。市区被水淹14处,计0.85平方公里,倒塌房屋1460间。

1963年7月,连日暴雨,最大日雨量211.1毫米。7月12日故黄河铜沛堤中段冲决20多米,铜沛路水深1.3米,受淹面积0.35平方公里,有825户、2475间民房被淹,倒塌房屋268间。

1972年7月1日至4日,72小时内连降暴雨314.6毫米,奎河水位31.61米,下游倒灌约16小时。市区段河水大面积横溢,袁桥、晓市、体育场等多处受淹,有5800户居民房屋进水,倒塌房屋2751间,受淹农田2.85万亩,直接损失137万元。

1980年8月24日,雨大势急。其中8时至9时仅一小时降水达119.3毫米,导致市区大部分地区积水,受淹面积4平方公里。市区矿务局一带积水达72小时,受淹居民20000多户,101家工厂、单位停产或半停产,直接损失100余万元。郊区农田受淹7458亩,倒塌房屋374间,损失78万元。

……

最令我难忘的是1982年的那场暴雨。那是我出任徐州市长的第二年。进入7月份后,连日暴雨不断,故黄河上游安徽客水东泻,下游泄洪不畅,“势如仰釜”的徐州城再次处于洪水威胁之中。人民提心吊胆,市委、市政府领导更是紧张。

当时,我因陪客人上泰山,腿不慎被崴伤,肌肉撕裂,淤血水肿,医生不让行动,只好在家躺在床上,用电话指挥抗洪。

7月21日是我腿伤的第九天。晚上10点多,天又下起雨来。我最担心的还是故黄河的水情,连忙抓起电话问气象台:“雨下了多大?”

“30毫米。今晚最多是50毫米,不要紧的。”

我睡下了。

半夜,急雨扑窗,哗哗作响。我被惊醒了,急忙翻身下床,忍痛奔到窗前,推开纱窗。呵,不得了,只见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凭经验我知道雨量不小,街上的积水一定快要没过大腿了。

我急忙给市政府值班室打电话:“雨下多大了?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这时,一小时的降雨量已达88毫米,雨势还在增大,故黄河泛滥险在眉睫。值班秘书回答我:“已经通知几位副市长了,你腿不好,就没有向你汇报。”

“同志,这么大的雨,我能睡得着觉吗?赶快派车子来,我要去看故黄河!”

“你是不是不要去了!”秘书还在劝说。

我有些着急了,说:“我能不去吗?”

秘书担心的是我的腿伤:“现在外面的水很深,你下不去了!”

“我非去不可!”

不一会儿,秘书、秘书长和市公安局治安科长乘着一辆大轱辘罗马吉普车,来到我住的楼下。治安科隋副科长背我下了楼,把我扶进车子。

车子开到云龙山东边,水深过不去;向东转弯去鸡嘴坝,还是过不去。我明白了,这里水情如此严重,西北面一定更危险。黄河水真要漫了堤,徐州市区又要被灌了!我心里急得冒火星。

偏偏在这时,齐腰深的水使吉普车熄火,车子抛锚了。“赶快调消防队的‘黄河’!”我高声冲秘书叫道。

不一会,消防支队的红色大“黄河”车调来了,我们继续向东驶去。哗哗翻涌的水浪险些把水中艰难过往的路人冲倒。我急忙嘱咐司机:“慢点开,不要把人冲倒了。”

这一夜,我们先后跑了7个小时,肆虐的洪水令人不寒而栗。

在鸡嘴坝,凶猛的河水拍打着堤岸,大堤上已出现了一个大洞。河堤的迎水面开始塌方,几棵大树已被洪水冲倒,一半树根在水上飘浮。城建局安排的民工没有去堵洞,正呆呆地站在那里张望。

“为什么还不修堤?”我拄着双拐,急忙上前质问。有位七、八十岁住在这一带的老居民不知道我是谁,走过来对我说:“这个洞几十年前就有,可不能堵啊,里面有神仙!”

“什么神仙?”我又气又急。

“有——,有一条大蛇精……”老人说得吞吞吐吐,又十分认真。

“什么大蛇精,我进去看看!”说着,我扔下双拐就要钻进去。秘书和治安科长都拉着我说:“别去了!黑得很,看不清,河堤又在塌方,危险啊……”

我还是钻了进去。查看完毕,对民工说:“哪有什么大蛇精是大水冲的。”又对秘书说,“快把这里的头儿叫来!”

一位壮实的农民汉子走上前来。

“你们辛苦了!”我握住壮汉的手说:“如果雨再继续下,这里就很危险,必须赶快把这个洞堵起来,还缺什么东西吗?”

“还需要草袋子!”

“叫汽车马上给你们运!”

大“黄河”开到五孔桥,又见几棵树已被大水冲倒,黄河水已经漫上了桥面,泛滥的洪水已开始向市区倒灌。车子开到漫水桥,只见桥西一片汪洋,大水正从桥上漫过流向市区,鱼儿顶着水在桥面上向上冲,整个桥面一片白茫茫,漫水桥成一条鱼坝。百米之外陇海铁路的安全正面临着严重威胁……

大雨还在哗哗下……

“立刻炸掉五孔桥、漫水桥,打通阻水的地方!”我大声发出了命令。

“不行呀!桥下有电缆,桥上有高压线,没办法炸呀!”

“立刻把工程兵请来!”

工程兵筑桥部队的指战员赶来了。我和大家一起察看如何搬掉这两座阻水的桥,加大泄洪量。这时,雨势还没有一点减弱的样子,故黄河犹如一条发疯的黄龙,咆哮着、翻腾着……

7月21日这一夜,降雨量达291.6毫米,其中21日10时至22日7时降雨218.5毫米,是50年来未曾遇到过的。奎河市区段因下游洪水顶托,大部分漫溢,城区水淹面积达6平方公里。市区袁桥水位高达32.10米,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水位。

7月22日,我和有关同志又整整察看了一天水情。但见城区内外多处被淹,尽成泽国。中山路庆云桥以南积水如长河,仅有云龙影剧院门前露出一点路面,奎河两岸、夹河街、新吴庄、和平新村、铜沛路、下淀等大片地区积水。晓市积水1.72米,云龙公园积水1.8米,市府大院积水0.8米,愈向南愈深,至六中一带达1.8米,南郊宾馆用船接送旅客进出,马场湖一片汪洋,不少工厂都泡在大水里。

这场暴雨使市区交通阻断,70%的工厂停产半停产,不少商店停业,有25000户居民房屋进水,倒塌房屋4000余间,受灾群众达10万人之多,并造成7人死亡,城郊23300亩农田受淹,经济损失惨重。

幸亏暴雨停息了,发疯似的故黄河才渐渐平静下来。我们在察看低洼地区的居民时,看到不少居民房屋被冲倒,煤球被泡湿泡烂,做饭都成问题,就及时做出布置:把需要转移的人立即转移到附近的学校、工厂俱乐部或礼堂,并责成煤炭公司尽快把煤球送到群众家门口,不要耽误做饭!

群众望着我这个拄着双拐的陌生人,不知道我是谁,但他们都能感觉到这是政府对大家的关心。突然,人群中挤过来一位中年妇女,她在落实政策回城时曾经找过我。她认出我来了:“这是何市长啊!”人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呦,市长这么大年纪,拄着双拐,还来关心咱们,太辛苦了……”我一面与大家招呼,一面想:多么好的人民呀,他们面对灾害还如此通情达理。我的眼睛不禁潮乎乎的,心里热乎乎的,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我1981年5月1日出任市长,在宣布施政纲领时的讲话:“我们要为徐州人民干一两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我暗暗下定决心:不能再让故黄河危害人民了!一定要在我执政期间把它治理好!在此之后召开的几次市政府会议上,我念念不忘这场暴雨和水灾给我的警示,再三强调:“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故黄河的治理势在必行,一刻也不容耽搁。这件事办不好,我们就有负于徐州人民,有负于时代,并愧对后代子孙啊!”

二、水患溯源  明确治理方略

徐州水患的主要根源,一是黄河,二是云龙湖,二者被称为顶在徐州人民头上的两个“大水罐”。

先说黄河。黄河在历史上曾给徐州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仅元、明两代就发生较大水灾97次,清代、民国期间更多达267次。徐州城数次被大水淹没。据徐州府志记载,宋神宗熙宁10年(1077年),黄河在澶州决口,汹涌的洪水直抵徐州城下,水深达两丈八尺,比城中地面高出一丈九寸。当时文坛上声名赫赫的苏轼正任徐州知州。他率领城中军民奋力抗洪,加筑城墙,驾船救人,搏斗70余日,终于把洪水堵在城外,数万民众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古城逃过一劫。事后,苏轼又率领民众筑堤防患,修楼克水,至今徐州留有苏堤、黄楼、显红岛等古迹。明熹宗天启4年(1624年)7月16日夜,徐州城曾经历一场空前浩劫。大水把整个城市完全吞没,直到三年后,城中大水才渐渐退去。当逃难的人们回来寻找自己的家园时,发现整座城市已被泥沙沉埋在地下了。但见一片水茫茫,无觅家园在何方。徐州人民没有向肆虐的洪水低头,一次又一次城上筑城,街上辟街,井上凿井,重建家园。彭城广场地下商场北侧,就保留着城下城遗址奇观,可以证明今日徐州地下还深埋着完整的旧徐州城,而且至少有三层之多。

黄河流经徐州数百年,破坏了古徐州的原有水系。黄河改道后,其故道沦为夏秋洪水走廊,形成了一个宽数公里,高于堤外地面5至7米的独立水系,上游洪水继续威胁着沿线城镇的安全,并留下洪、涝、旱、渍、碱交相为害的深重灾难。江苏境内故黄河全长498.6公里,其中流经徐州城区的就达13.5公里。

徐州市区以上故黄河有流域面积459平方公里,一般洪水流量300立方米每秒,50年一遇洪水流量380立方米每秒。由于徐州市区故黄河河床宽仅60至100米,最窄处只有25米,行洪断面小,堤防标准低,而河底海拔高度为33至35米,比堤外地面平均高2.3米,比市中心大同街高出5米,加上桥梁净空小,又有沉石、淤泥等因素,阻水严重,实际行洪能力不超过60个流量。因此,水患在所难免。

再说云龙湖。这里原是市区南郊的一片洼地,三面环山,一面临城,古徐州志记载:其“形似簸箕,下有簸箕洼,洼久成湖。山水交注于此,民田多污,明万历年间作一石狗镇之。”故谷称石狗湖。每年夏秋多雨之际,环湖群山洪水下泄,先汇集石狗湖,再经过流经市区的奎河排出市外。1958年起,徐州市政府动员市区居民、单位,并在解放军的支持下,以石狗湖为基础,拓展浚深,在苏堤以南,云龙山与堤山之间,修筑一条长达4050余米的大坝,作为拦截南部山区洪水的屏障,并适当蓄水灌溉,形成一座水面5.8平方公里的人工水库,遂改称云龙湖。由于云龙湖西有汪窑湖(徐州俗称洼地带为“湖”),南有丁唐湖和28座大小山峰环绕,来水面积达60平方公里,山水下得急,汇得快,每次泄洪,都要先漫灌市区,使市区奎河两岸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1963年夏季大水,云龙湖大坝因标准低,质量差,曾出现塌方现象。20世纪70年代,河南驻马店地区发生“75·8”特大暴雨,板桥、石漫滩等大型水库失事,造成巨大损失。1972年水电部来徐州检查水利工作,云龙湖被列为全国危险水库之一,与故黄河并称“徐州60万人民头上顶着的两个大水罐”。

根治水患是徐州世代人民的夙愿。历代都有不少有识之士,以苏轼作楷模,承鲧、禹之神威,辟山浚水,继望、丛之大业,疏河开源,为治理徐州水患费尽心机,但收效甚微。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徐州市委、市政府都为解除徐州水患倾注不少精力。对故黄河的治理,经多次规划,逐步形成了“上分”、“中改”、“下疏”的综合治黄方案。“上分”,就是在故黄河上游的丁楼一带筑堤修闸,把洪水拒之城外,再开辟分洪道,使部分来水傍城而过,流入京杭大运河,为城市增添太平门。“中改”,就是对市区黄河故道进行分段治理,一是开宽河槽,浚深河底,加固堤防;二是改建或改造庆云桥、坝子街桥、迎春桥、济众桥、青年路桥、五孔桥等束水桥梁,增加行洪能力,彻底改变“悬河”的面貌。这部分工程由于在市区之内,已在20世纪70年代就陆续分期实施了。“下疏”,就是疏通下游河道,以利行洪。同时,开挖徐运新河、治理云龙湖和奎河、修建各类配套设施,逐步形成徐州市防洪保安体系,变水害为水利。但由于黄河故道的治理涉及范围广,必须上下游统一规划,协调行动,受行政区划、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制约,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仍无显著改善。

真正弄明白和下决心全面实施这套“上分、中改、下疏”综合治理方案,还是得益于一位省委领导的启发和支持。1982年7月23日,即那场惊心动魄的暴雨过后的第二天,这位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就赶到徐州了解情况。当时在座的地市领导有的对情况不是太熟,有的只是埋怨雨下得太大。这位领导人懂得水的问题,他听了汇报后立即询问:“上游多少雨?下游多少雨?”我回答说:“上流最大雨量300毫米,下游降雨320毫米。”这位领导眼睛一瞪,说道:“上边来水,下边顶托,水下不去,你怎么排?”一句话使大家茅塞顿开,特别是一个“排”字,更是点出了治水的关键。我们由此明白,要根治水患,非解决好洪水的排放问题不可,开辟分洪道是不法二门,势在必行。接着,他对在场的地、市领导指示:“一定要搞好这件事。钱由省里给,你们造出预算上报,立即解决。”同时决定责成省水利厅副厅长方福均负责办好这件事,并成立了治理徐州水患的三人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省水利厅副厅长方福均、徐州地区副专员朱群二同志参加。

三、开辟分洪道  为城市增添“太平门”

1983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徐州地区行政公署,实行市管县新体制,不仅有利于提高生产力,促进徐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为徐州市防洪保安体系的建立和水利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84年上半年,市政府终于确定实施大孤山分洪道方案,提交徐州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

大孤山分洪道,后定名为丁万河工程,上游起自铜山县拾屯乡的丁楼村,经故黄河滩地平地开挖2.5公里后,入大孤山小水库,再利用原有的万寨河,拓宽疏浚,下游排入京杭大运河不牢河段。丁万河全长12.4公里,规划河底宽10至12米,河口宽60米,挖深7至8米,沿线建大孤山、天齐庙两级控制闸,两座翻水站,三座公路桥和八座生产桥。上游分洪方案确定后,我们及时编制预算,整个工程需要经费1300万元。我们于1984年秋把预算上报省政府,并在两个月中三次电请批准拨款,但直到11月份仍无结果。面对这种局面,我心急如焚,就先与市水利局长韩发举同志商量:“能不能先动起来?”

“动?要1300万元资金,现在没有钱,怎么动呢?”韩局长无奈地说。

我深感时间宝贵,说:“等到省里批下钱来,我可能已经急得跳河了,徐州就可能被淹掉了,我们不能让市区80万人民坐以待毙!”我脑际又浮现出这几年徐州人民自立自强,团结奋战,同心治水的经历,深感徐州人民好,有情有义,这宝贵的人文精神使我感动,给我信心。我一拍脑门,说:“还是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有苦有难自己扛,我们自己干了!”

1984年11月17日,我主持召开了故黄河上游分洪工程实施方案研究会。出席会议的有市水利局、交通局、财政局、计委、徐州电业局及铜山县、郊区政府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会议决定:当年(1984年)开挖大孤山分洪道,即丁万河工程。丁万河按50至80个流量标准开挖,同时结合向市区废黄河、云龙湖、铜山东南部小水库补水和沿途农田灌溉,兴建两级各12个流量的调水工程。土方工程由铜山、郊区分别完成各自境内任务,建筑物工程所需资金全部由地方筹集,除财政拿一部分外,其余由徐州电业局、交通局、水利局、铁路、冶金、煤炭等部门筹集。筹资工作由市财政局负责。

紧接着,在会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又带领铜山县委书记孙龙、副县长薛山、郊区区委书记刘华昌、区长曹开林、市水利局局长韩发举、总工范本豫、吴启火斤等同志进行了实地考察。中午,到南郊宾馆看图研讨,并留他们吃饭。我端起酒杯给大家敬酒,大家十分激动,拉钩击掌,定下事情,表示一定办好这件事。

当时,我发现范本豫、吴启火斤两位总工沉默寡言,就向坐在身边的韩发举同志问道:“他们两人为什么不说话?”

韩发举同志向我耳语:“他们有心事,想挖郑集河。在搞丁万河分洪道解决市区防洪的同时,如能一鼓作气,拿下郑集河,以便解决丰、沛和铜山西北部灌溉问题,就更好了。”

“需要多少钱?”我问。

韩局长说:“300万元。”

我当时想,俗话说得好,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不愁,我今天大方,就硬着头皮撑吧!于是,又端起杯子给二位总工敬酒,说:“我心中有数,你们的心事我知道,挖郑集河的事我答应,钱我给了!”二位总工听了非常高兴。

当晚回到家里,我找来市农业银行行长马金贵同志,请他帮助解决郑集河的300万元资金问题。马金贵听后只笑不说话。我知道按规定搞水利建设银行是不贷款的,这也是“病急乱投医”。

我再三催问:“有没有办法解决?你说话呀!”

他才笑着说:“好,好!”总算是答应了。

在从市农行争取到300万元贷款后,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韩发举同志算了一笔小账,为少付点利息,先提出220万元,留下80万元暂时没取。这个小辫子被省农行抓住,要追回已提出的220万元,并追查责任。我又找到马金贵同志,对他说:“老马,怎么办?我们已开工多时,决不能退还220万,并且还要设法拿回留下的80万。”又说:“老马,你明天就去南京,到省行协商。你要接受批评,不还口,不吭声,但务必完成任务。”马行长第二天就赶到南京,回来后说:“经过软缠硬磨,总算不辱使命。省行答应不再追回220万,还给了剩下的80万!”我说:“老马,你是好样的,你为徐州水利立了一功。这就是我们徐州人的创业精神,徐州人的有情有义!”

1984年10月,我在市政府会议室主持召开“大孤山分洪道开工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是市水利局、交通局、徐州电力局和市政府各部、委、办、局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丁万河指挥部,由我任指挥,水利局长韩发举、铜山县副县长薛山、郊区区长曹开林任副指挥。会上明确了施工任务:铜山县负责境内河道土方开挖、天齐庙闸站建设和沿线7座生产桥建设;郊区负责境内河道开挖、大孤山闸站及徐沛公路桥,天齐、李窝生产桥建设;徐州电业局负责输、变电工程建设;市交通局负责徐沛公路桥及天齐、李窝生产桥的建设资金(作为筹款,市里不再补助建设资金)。水利局负责整个工程的实施。

1984年11月15日,丁万河工程正式开工。铜山县和郊区共上民工35000人,以手挖肩抬为主,全面开挖河道。民工们冒严寒,斗冰雪,克服积水、流沙等重重困难,苦战60天,到1985年1月15日,胜利完成土方任务,两个月共挖土方240多万立方米,创造了高速、优质、安全施工的新纪录。

在丁万河工程的实施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认真抓好工程进度和质量,保证好事办好;另一方面,我们还注意解决好人们的思想矛盾,兼顾群众利益。开挖上游分洪道须占用拾屯乡部分土地,县里和乡镇都有一些人不了解全面情况,思想不通。他们只看到损失点土地,没想到这既是防洪工程,又是调水工程,可以变害为利,促进农业发展。有些人说三道四,甚至在后边骂街。为了解决矛盾和照顾群众利益,我们坚持说服教育,支持县领导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同时由市里拿出30万元作为补偿资金,帮助拾屯乡农民调整农业结构,发展蔬菜等经济作物生产。丁万河挖通当年,两岸乡镇就扩种水稻10万亩,并给铜山东部5座小水库补水,使15万亩水稻保苗夺丰收,让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在实施丁万河工程的同时,郑集河送水工程也同期开工。徐州地区降雨东多西少,雨水资源分布东丰西歉。京杭大运河不牢河段的刘山、解台站于1984年投入运行后,江淮水北调工程已到达徐州市区。在此基础上,为解决丰、沛和铜山西部地区的缺水问题,1984年冬季,由丰县、铜山县组织人力疏浚扩挖了郑集河及郑集南支河、开挖了范西河、梁西河。同时由市财政投资300万元,在铜山境内改建了郑集站,新建和扩建了沿湖站,使郑集站的翻水能力达到每秒25立方米。丰县境内新建了范楼站、梁寨站,翻水能力为12立方米每秒和10立方米每秒。

那段时间,我和水利局长韩发举同志经常奔波在丁万河和郑集河调水工程工地上,协调各方面关系,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在郑集河工程已挖土方40万立方米的时候,发生了一段颇具戏剧性的插曲。原因是我们开挖郑集河,目的是想调用京杭运河的水,引北调的江水解决丰、沛和铜山西部地区缺水问题。因事先与淮委沟通不够,他们告了“御状”,引来了一道“圣旨”。当时的水利部负责人发来电报,批评我们擅自开挖郑集河,责成我们立即停工。我急忙跑到工地找韩发举同志商量:“怎么办?能停吗?”韩发举同志说:“不能停。”于是我们商定,由韩局长想办法,出面与铜山县负责工程的祖振华同志协商,及时、果断处理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增加施工力量,加快工程进度。待工程完成后,造成既定事实,再作打算。就这样,我们硬着头皮,冒着“抗旨”的风险,坚持完成了郑集河调水工程。不久,《中国水利报》刊发了郑集河调水工程的消息,并称之为调水利民之举,是地方改水治水的新路子。1989年,水利部负责人来徐州视察,见到丰县大沙河满水,惊喜地问:“水是哪里来的?”陪同视察的孙龙副市长实话实说:“从长江调来的,就是通过水利部电报批评的郑集河调水工程引来的。”那位负责人说:“江苏真厉害,我还不晓得你们已把长江水引过来了呢!”

在分洪和调水工程完成土方任务的基础上,大孤山、天齐庙节制闸和抽水站两座梯级控制工程、沿线配套工程、郑集河泵站工程于1985年初全面开工建设。至1986年6月上旬,闸站等工程全面竣工,投入使用。

在两年的时间里,市级财政和有关部门共同筹措资金2000多万元。徐州电业局、市交通局各投入200万元,市财政和各部门、单位筹资1400万元。为解决工程遗留问题,省水利厅补助200万元。完全依靠地方集资兴办水利,这是徐州水利建设史上没有过的。省政府陈克天副省长等来徐视察时,省京杭运河建设指挥部副指挥吴连彩说:“江苏治水,自己掏钱的就徐州这一家。”陈副省长说:“他们有这种魄力嘛!”铜山县、丰县和郊区广大干部群众顾全大局,万众一心,在每亩农田只赔偿300元,每个土方仅补助0.3元,拆迁一间房屋只补偿两三千元的情况下,发扬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完成。因此可以这样说,故黄河分洪工程和郑集河调水工程的建设,靠的不是金钱,而是靠精神,靠上下努力,靠部门协作,靠自力更生,靠艰苦奋斗完成的。

丁万河工程把京杭运河、云龙湖、奎河和郑集河调水工程沟通起来,对我市防洪、调水和改善水环境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一是给徐州城增添了一座新的“太平门”。丁万河行洪能力达每秒80至100立方米,废黄河出现洪峰时,就从城外这条河分洪入京杭运河,基本上解除了废黄河上游洪水对市区的威胁。二是在枯水季节,可引运河水入废黄河和云龙湖,并使市区死水变活,为我市建设优美环境创造了条件。三是不仅丁万河两岸乡、镇大片农田可以得到灌溉,直接受益,还把长江水送达丰、沛西部和铜山县等缺水地区,使大量农田得灌溉之利,变成高产稳产田,促进了我市粮食生产的发展。四是天齐庙年吞吐量60万吨港口和沿河大小港口的建立,使丰、沛、铜一带的外运物资,可以通过水路运出,推动了物流的发展。五是通过郑集河沿湖站,可以把江水送到微山湖下级湖,缓解了我们与山东争水的矛盾。由于我们调来的水,也供山东微山县享用,因此从1986年以来,缓解了微山湖两边农民的争水纠纷。2002年冬,微山湖枯水季节,鱼虾干死不少,水利部一位副部长专程赴宁与江苏省政府协商,通过江苏境内的江淮水北调工程、经郑集河沿湖站调水进微山湖,缓解湖区旱情。这次调水1.1亿立方米,保证了湖区的水产养殖业的利益。

四、治理市区段  彻底改变悬河面貌

故黄河流经徐州市区13.5公里。改造、治理好这段河道,对于城市的防洪保安和美化都具有重要意义。自1978年起,我们已陆续从济众桥到鸡嘴坝,分四期清挖淤泥,拓宽河面,筑堤护坡,完成了初步改造任务。到1982年,市区故黄河改造只剩下大马路到庆云桥1371米——一段最难啃的骨头。

1982年11月,经反复论证和研究,初步制定出治理市区故黄河的综合方案。元旦前夕,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我带领几位副市长和市建委、城建局以及各区委的领导同志,徒步来到黄河两岸,从大马路桥一直走到庆云桥,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一家一家察看情况。这里是徐州市的棚户区,解放前,江淮落难逃荒的百姓不少到此落脚居住。沿河两岸,河堤上下,全是用各种木料、碎砖破瓦、草席毡片搭成的低矮、简陋的大小平房,像雨后丛生的蘑菇,密密麻麻。在这总共21000多平方米的河堰上,拥挤着390多户居民,55家国营或集体企业、商业网点。只有将这些单位和居民全部拆迁,黄河水面才可以拓宽。这项工程虽说并不算大,但一时哪来这么多空房给拆迁户居住呢?况且拆迁工作量和费用比工程量及投资还要大,而市政府又没有从省里领来一分钱,困难哪!

记得1978年,从五孔桥到和平桥第一期改造黄河工程结束时,已调离徐州到南京出任江苏省副省长兼南京市委书记的汪冰石同志特意来徐州视察。当他看到两岸河堤是用石头砌的斜坡时,曾批评说:“你们这是水库水平,太小家子气!改造市区河道,不仅仅是为了防洪,还要利用这个机会,美化城市,建造风景区。你们可以到别的城市参观一下,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之后,几位市领导分别到杭州看西湖,到淮阴看运河,到天津看海河,学习兄弟城市的经验。所以,后面几期工程,就有了改进,把河西岸斜坡改成石阶式。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水的压力,加宽路面,还可利用台阶植树栽花,美化环境,一举多得。大家心里明白,眼下这最后1371米废黄河的改造,自然不能马虎从事,草草收尾。这是关系到徐州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我们要干,就要干得比以前更好,决不能做成夹生饭。

参加察看的同志不顾劳累,边看边议。大家初步匡算:拓宽河道、砌挡土墙、筑堤修路、铺沥青路面……再加上拆迁居民、企业和商业网点,总投资大约需要2305万元。市里没有这么多钱。左算右算,掐来算去,最后确定市政府只能拿出工程费169万元、拆迁费131万元,总共300万元,只够总投资2305万元的零头,这工程该如何动手?市、局、区各级领导心里也都有一本账。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家难当呀!

大家不知不觉来到大马路桥头。有人讲话了:“我看今年先修河的右岸吧!”

有人附议:“今年就先搞到坝子街桥吧,明年再搞另一半。”

我认真听着大家的议论,没有表态。沉默。只听见咚咚的脚步声响在拥挤的堤岸,像鼓点一样敲打在每个人的心上。我表面沉静,心里很急,就指了指桥头的黄河卤肉厂,冲大家说:“走,咱们进去吃午饭吧!”

饭间,我端着饭碗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接触这么多居民和工厂。大家都看到了,听到了,人民群众都有这个要求,就是一定要在汛期到来之前,彻底改造故黄河这最难啃的一段!我们只要依靠全市人民、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就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创业艰难百战多!”我又念了陈毅同志《梅岭三章》中的诗句,接着说,“我们要振奋精神,要干出一番事业!不克服困难,平平淡淡,舒舒服服,绝对改变不了旧面貌,开创不了新局面。我看这件事,咱们说干就干,干到底吧!大家有什么意见?”

大家的心被我热情激昂的话点燃了,纷纷表示:“没有意见!”

随后,我趁热打铁,又在淮海饭店召开了治理市区黄河故道的专项会议,确定并具体布置了实施方案。

11月6日,在人民公园地下礼堂召开了全市人民的动员大会。

11月9日,《徐州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通栏大字标题:市政府防洪排涝工程动员会议,号召全市人民动员起来,治理黄河。治河指挥部成立,何赋硕任指挥,赵庆升等五位同志任副指挥。

11月19日,市政府公布了关于拆迁黄河两岸居民住房、厂矿企业的第一号公告。

11月22日全面展开的拆迁工作,像爽快而强劲的东风,彻底改造市区黄河故道的战役又一次打响了。然而,自古好事多磨蹭,说来容易做来难。拆迁工作远远不如想象的那样容易、简单。虽然公告明文规定:居民限12月15日之前拆迁完毕;商业、医疗网点一律于12月5日之前停业。可是,直到12月底,才拆迁了几十户。工程不等人,拆迁工作不能如期完成,其他工作就将受阻。12月23日,我在办公室召开会议,把各局的领导都请来了。我手里拿着拆迁户的花名册,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过堂式询问、落实。本来关于拆迁的办法、次序和费用,都有明确规定,简便的说法就是,谁的孩子谁抱走,各局负责各自下属单位和人员的拆迁。可是,各局自己掏钱搞拆迁,总有点心疼,心里盘算着锅总比碗大,都想伸手向市里多要一些钱。因此,迟迟按兵不动,等着向我这个市长摆困难,谈条件,讨价还价。

我站起身来,双手合抱,冲大家作了个揖,说道:“诸位,这次权且是我向大家借钱。以后,省里还我一个钱,我还你们一个;省里给我两个钱,我还给你们两个;省里没钱给我,对不起,我就只能谢谢你们喽!”

我有个习惯动作,就是双手作揖,这似乎与我的市长身份不大相称,但我一点也不在乎。大家见我作揖求助,距离一下缩短许多,多数人反倒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矛盾似乎有了转机。但要大家自掏腰包搞拆迁,还需要一个转变过程。三天的会议快结束了,还是有些局的领导在和我讨价还价,在扯皮,在磨蹭。有的还拍起桌子吵了架。第三天夜里,会议开到中间,我坐在藤椅上回头扭身说话,椅子背碰了胳膊一下,左胳膊当即脱臼。我脸上冒出汗珠,胳膊也肿了起来。

秘书紧张了,跑过来问:“要不要请大夫?”

“没关系!大家接着讲。”我答着,用右手使劲地拖着脱臼的左胳膊,想使它复位,“以前常掉下来的,能对上!——一会儿就对上了!”

我这只胳膊,曾在战争中跳墙时摔伤过。伤好后,就落下了个好脱臼的老毛病。我没把这当成一回事,可是这一次,怎么说也对不上了呢?

“怎么回事?以前是能对上去的呀,这一次怎么啦?”我一边流着汗、咬着牙,一边有意打趣地对大家说。

在座的几位局领导感动了,有的刚刚还在讨价还价,这时都坐不住了,纷纷站起来说:“市长,你快休息吧!会也甭开了!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回去立刻开会动员,明天一早就派车派人,帮助搬迁!”

胳膊终于对上了,我已经浑身大汗。见大家要走,我急忙站起身来,又抱拳作揖说:“那就谢谢诸位了!”

随后,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全市人民同心协力,团结拼搏,顾全大局,不计眼前得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治黄战役真正进入了实战阶段。其间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动人事迹,充分体现出徐州人民有情有义,诚实诚信,不怕牺牲,艰苦创业的高贵品质。

从建国路桥两端及其到庆云桥左右两岸近500户居民的拆迁工作是治黄工程必须解决的首要矛盾和艰巨任务。这项工作由市政拆迁处负责协同拆迁户主管单位共同完成。在动迁过程中,按照既定的“谁主管、谁负责,谁的孩子谁抱走”的方针,拆迁处和相关单位耐心细致地一家一户做好工作,尽量为拆迁户解决好实际困难,力争妥善安置。不少拆迁户较为集中的单位,如二轻公司、塑料厂、公交公司等,都主动承担责任,不向政府讨价还价,没有半句怨言,力所能及地认真解决好拆迁户的住房问题,表现了顾全大局,一心为公的可贵精神。绝大多数拆迁户也能理解、支持政府治理黄河的举措,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配合拆迁工作。为了解决少数特殊拆迁户的安置,我先后多次带领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到工地现场办公,实行拆迁户、单位领导和治河指挥部三方对面,一户一户的具体解决问题。我对大家说:“迁一户,扒一户,砌一户的河堤!拆迁、施工同时进行,一定要抢时间,赶在汛期到来之前完工!”

五孔桥头住着一位年轻工人,平常在厂里调皮捣蛋,是个熬胶不粘、做醋不酸的刺头儿。这次拆迁,领导分配给他的住房不大好。附近所有住房都光了,只剩下他一户,像桥头堡一样孤零零的立在河堤上。小伙子声称:不答应他的条件,坚决不搬。

一天夜里,我来到这位年轻工人家,看到他家里还有一位病在床上的老母亲,分给他的房子不仅面积小,而且没有窗户,确实有困难。我把厂领导请来,当面与他说:“你们去做工作,限三天之内一定搬出来!”

三天过后,小屋依然没动。我再次跟厂长、书记说:“他家有具体困难,你们厂领导也有具体困难。你们现在不能答应他的条件,以后能不能改善?起码你们可以答应,在现有分给他的房子旁边空地上先搭两间小屋,一间作厨房,一间给他母亲住,分给他的这一间他们夫妻住。他在厂里爱捣蛋,但这实际困难还是应该解决的!你们二位现在就到他家去,要他明天一定搬走!”两位领导去了。

第二天,我还是不放心,派秘书去看一看,“桥头堡”已拆平了,五孔桥头已成一片开阔的工地。

一位铁路工人的母亲是说大鼓的老艺人,患有癌症,病卧家中;一弟一妹年龄尚小,一家四口人被安排在列车车厢里住。

“这怎么行!我们干部是人民的干部,一举一动要为群众负责。他的母亲需要看病,安置要尽量照顾就近、方便。弟弟妹妹又小,一家4口住在车厢里,这寒冬腊月怎么过?”我把铁路分局的有关领导请来,当面批评道:“你们铁路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呦!”这位工人一家终于搬进二七宿舍。老艺人感动得涕泪纵横说:“政府太照顾我们了!”

还有一位长年居住在临河巷的张大娘,78岁,孤寡一人,无儿无女,靠政府救济金和在黄河边上卖茶度日。听说要搬家,老太太痛苦地哭了:“治黄河,好事啊,盼了多少年了!可是,搬到哪儿去呀?房子在什么地方呦!能叫我先去看看吗?搬到那边还能叫我卖茶吗?”

“人都是有感情的,故土难离啊,是可以理解的。”我当即安排说:“用我的车,拉老人家到黄河新村看看他的新楼房!”接着又亲自给张大娘所在的鼓楼区区长写信:“请你负责把老人家的救济关系转到黄河新村,并让她在那里继续卖茶!”

目睹过军阀、日本人、国民党几度兴衰,亲身经历过数次黄河水泛滥危害的张大娘,平生头一次坐上小轿车。看罢将要迁住的新楼房,她激动得合不上嘴,一个劲儿地说:“共产党好!新社会好!治理黄河好!”

春节前夕,胶鞋厂一位工人看到厂里确有困难,没有向厂里提任何条件,就自己找一个朋友家暂住,搬家时也没有找厂里帮忙。搬完了家,他才对指挥部的人说:“我下午就搬完了,你们是不是把房子收一下,看看还有什么要求吗?”这时正是雨雪交加,他的棉袄已被淋湿,头发和脸上都沾着湿漉漉的雨雪……

当指挥部工作人员把这件事报告给我的时候,我感动了:“多么好的人民啊!他们理解我们,我们更要理解他们呀!”我望着雨雪霏霏的黄河两岸,只见许许多多汽车、平板车、自行车驮着家具、行李,往来如梭。这搬家的动人情景,多么像当年淮海战役人民群众奔忙支前的火热劲头!我禁不住怦然心跳,热血沸腾,眼含热泪,对自己、也是对在场的同志们说:“我们没有权力不把黄河治好!我们只能为人民造福,不能当历史和人民的罪人!”

在市政拆迁处、相关单位的共同努力和人民群众的有力配合下,治黄工程的第一场攻坚战——拆迁和安置工作,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全面完成。现在20多年过去了,当年近500户拆迁户从来没有因拆迁安置不满而上访。徐州人民这种通情达理、服从大局、大度宽容的精神,令人感动,也令人欣慰。

市区故黄河治理工程主要由市城建局承担。其局属各基层单位分工负责,日夜奋战在治理工作第一线。市政设计院的设计人员全体总动员,夜以继日,冒雨实地勘察,深入了解水情,仅用短短一周时间就设计出大马路桥改建、五孔桥拆除重建和黄河护堤加固的图纸,为工程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工程开始后,他们又深入现场,配合施工人员修正设计,精心施工。市政工程公司和养护处担负着繁重的施工任务,从领导到技术人员、普通职工都吃住在工地,有不少同志数日不回家。他们坚持科学施工,精益求精,提高质量,降低造价,严把工程质量关和安全关,快速优质地完成各项工程建设。先后完成了自大马路至建国路桥3300米河段的疏浚及两岸块石护坡,改建大马路桥,拆除、重建五孔桥等任务。大马路桥原为三孔,每孔8.7米,通过流量每秒50立方米。改建中拆除了东端一孔,扩建为11.04米的中孔,又增建两孔8.7米的边孔,共计5孔钢筋混凝土简支梁桥,通过流量为每秒150立方米。原建国路桥是1912年(民国2年)修建的一座5孔石拱桥,石拱低且窄,行洪能力号称60个流量,因多年泥淤和沉石阻塞,实际行洪能力不过40个流量。改建后为钢筋混凝土梁式5孔桥,中孔13米,4个边孔均高4米、宽9米,通过流量每秒150立方米。为解决庆云桥的交通和行洪问题,原拱桥西侧加设了人行道桥。治理中,因放水被冲毁后,城建管理局立刻组织力量,日夜奋战,在短短几天内架设了一座跨径为22.12米、宽4米的钢梁桥。

徐州历来具有很好的团结合作的传统,党、政、军、工、学、商各界对治理黄河故道都十分关心和支持。南京军区12集团军、徐州工程兵指挥学院、空军后勤学院、徐州军分区等部队单位出动了数万名官兵参加义务劳动,各界近万名青年志愿者、学雷锋积极分子和人民群众自觉上阵贡献力量。

至1983年6月,从大马路桥到庆云桥这1371米治黄工程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被啃了下来,连同1978年以来的治理工作,先后五个春秋,五期工程,使故黄河市区段综合治理基本完成了。

那几年,我们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方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基本上没有让国家负担费用,发动军民义务劳动57万个工日,对故黄河市区段进行了疏浚、加宽、加深、复堤、砌挡水墙,总共挖土方73964立方米,砌迎水面护坡石58153立方米,石体挡土墙64487立方米。黄河堤顶铺设路面124840平方米,其中高基路面90911平方米。市区河道宽度达到70至100米的标准,河底标高达34至33米,河堤标高达到39.5至38.5米。改造或扩建束洪桥梁6座,拆除破损无用桥梁3座,新建永久性跨黄河桥梁3座。这些工程的实施,使市区故黄河防洪条件明显改善,行洪能力由原来的每秒60立方米提高到100立方米,强迫行洪150立方米。随后,我们又连续作战,成功地完成了故黄河上游的分洪工程,终于使千余年的黄河水患基本得到根治。有人说,徐州故黄河治理成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组组数字,会永久写在徐州的史册上。每一个数字都是徐州人民用一滴滴汗水换来的,用一颗颗心照亮的。这一组组数字中有着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有着治理中的种种艰辛苦辣。它饱含着徐州人民的自立精神、无私奉献和无价情谊,也饱含着徐州市党政上上下下各级领导同志的熬夜、争执、跋涉以及无次数掰着手指的精打细算,还有那无数次大小会议口干舌燥的动员、布置和筹划……在徐州人民的眼里,这一个个数字,是一个个美妙的音符,奏响着只有徐州人民才能听得出、理解到的无声音乐。

今日的故黄河市区段,河道变宽了,桥梁变样了,两岸平坦的堤顶大道上车辆驰骋往来,街灯辉映着宽敞的河面;四季如春的滨河公园,女贞开满洁白的碎花,给黄河镶嵌起翡翠的边,点缀其间的紫薇花、石榴花、月季花应时怒放,香气袭人……河水平缓地流淌着,像是对人们诉说着治理艰难却值得骄傲的往事,倾吐着对徐州明天的憧憬和希望。

五、挖徐运新河  开创水运新纪元

治理徐州水患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除故黄河上游分洪和市区段综合治理外,其西端原地区牛羊肉加工厂以上至铜山地界和东端鸡嘴坝津浦铁路桥以下至南长山铜山地界共41公里黄河故道的整治、北区重要配套工程等是由原徐州郊区人民义务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市区外废黄河还是一条几百米宽的低洼带,没有固定河道,作为夏秋季洪水走廊,不能种庄稼。原徐州郊区党委、政府动员组织所属4个乡的干部群众,重新规划,奋斗多年,疏浚或开挖河道,整治土地,把荒芜的滩涂变成固定的河道和平整的良田。还筹资40万元在下游李庄村修建了一座节制闸,用以保证徐州市区黄河的一定蓄水位和沿岸农田的灌溉。

与此同时,徐州北部城乡防洪、马场湖一带农田引水灌溉和孟家沟化工区工业用水问题又提上市政府议事日程。这里原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排水沟,俗称小河子,但却承担着它难以胜任的陇海铁路以北、津浦铁路以西、九里山前大片城区和数万亩农田的防洪、排灌任务。每年夏秋暴雨季节,马场湖一带即成一片汪洋,水排不下去;冬春干旱季节又河底朝天,难以引水灌溉。数万亩农田饱受旱涝之害,无雨即旱,地干得冒烟,人们想水、盼水,却引不来水;有雨即涝,城区受淹,庄稼泡汤,怕水、恨水,却排不下水。老百姓气得咒骂:“这个鬼地方,蛤蟆撒泡尿都能淹!”孟家沟一带是徐州市20世纪60年代兴建的化学工业区,工厂很多,用水量大,因就近无水源,有的到数里外开采地下水,有的甚至用车子到几公里外拉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引水进城、发展航运事业,市政府在1983年动议,在原有小河子的基础上,开挖一条北起京杭大运河,南到城区边缘原徐州第三砖瓦厂取土坑郊区翻水站的人工河道,并决定这项工程的具体规划、设计和组织施工由郊区政府承担。

1983年11月8日,徐州郊区区委、政府召开工作会议,审定挖河方案,研究实施步骤,落实施工任务。会议决定:新河以小河子为基础,加深拓宽,适当取直,河底宽10米,高程27米,按1∶3的坡,河口宽50至60米,全长7.3公里。工程分两期完成,第一期由大运河到朱庄乡万寨村西生产桥,需挖土方44万立方米,于1984年元旦前完成;其余为第二期工程,计划第二年完成。施工任务由郊区4个乡直接承担,义务完成,第一期工程44万土方按1982年底全区人口均摊,合每人4.1立方米。

11月9日,郊区政府在朱庄乡万寨村召开开工动员大会,并宣布成立工程指挥部,由郊区区委书记刘华昌同志任政委,区长李玉良同志任指挥,副区长曹开林、区水利科长赵德江同志任副指挥。接着,朱庄、下淀、奎山、狮子山4个乡的党委、政府全力以赴,组织人力物力投入挖河工程。各乡、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还请来部队帮忙……人力车、拖拉机、骡子、马、老黄牛齐上阵,脚步声、号子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整个工地人如潮、车如流,气势豪壮,人欢马叫。区领导面对民工的干劲和热情,备受感动。他们感到市里给民工每个土方0.3元的补助太低,经11月28日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由区里给每个土方再补助0.7元。经过郊区广大干部和万余名民工的艰苦奋战,新河第一期工程在1984年元旦前基本完成。

这时,市里又考虑到两个问题,一是要尽早发挥这条河的作用,整个工程最好一气呵成,在1984年春季接着干,汛期前完成;二是为更好的发挥新河的作用,现有标准还嫌太低,最好再挖宽一点,挖深一点,按6级航道标准开挖。这就是后来形成的所谓“大方案”,河口再拓宽5米,河底再加深20厘米。实施这个方案,需挖土近百万立方米,沿河挖、压、占,用地平均160米宽,要多挖掉郊区1000多亩土地,其中包括80%的菜田和7个鱼塘。郊区认为第一期已做出很大牺牲,实施大方案损失土地太多,有些舍不得,迟迟下不了决心。

市里体谅郊区的实际和困难,决定新河第二期工程由市政府统筹安排,落实到市区44个区局单位承担。如市冶金局所属徐州钢铁厂,负责承担4万土方任务。这个厂接受任务后,原计划由书记、厂长亲自挂帅,组织一班人马上阵,各方面落实下来每个土方需用6.5元。他们感到单位负担很重,事情办起来又很麻烦,同时也担心能否保证质量和按时完成任务。各区局单位也有同感。因此,大家纷纷向市里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由我们各单位出钱,请郊区统一组织干吧!”我找到赵德江同志商量:“老赵,我们要体谅城里这些单位的实际困难,不如照大家的提议,让他们按每个土方4元出钱,由郊区统一组织施工,你觉得怎么样?”赵德江同志说:“既然您市长这么说了,我就向区委汇报,我看这样干也行!”随后,市政府在人防地下室召开动员大会,成立了工程指挥部,由我任工程总指挥;会上布置相关区局根据各自承担的土方任务,按每个土方4元计算出钱,由郊区统一组织施工。我让赵德江同志站起来,并对与会者说:“老赵,你站起来,叫大家认识认识你,大家把钱交给你,你要保证按时间按质量完成任务!”

会后,各单位非常积极,按时到郊区水利局排队交钱,总共筹集资金300余万元。赵德江同志带领技术人员认真开展规划和施工的各种准备,但工程直到1984年春节前还没有动工。我心里很着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又跑到设在郊区翻水站的工程指挥部,找到赵德江同志,问道:“为什么迟迟没有动工,我看你的态度不是太积极吧!”

老赵忙说:“我先向您说明,不是要告区里的状,但二期工程要挖掉较多土地和菜园,郊区确实有些舍不得、想不通。”

当时,我心里明白了,是郊区区委还没有下决心,就说:“你知道刘华昌同志的家在哪里,你带我去他家。”

天将黑的时候,我和赵德江赶到区委书记刘华昌同志家。老赵先一步进屋去打招呼说:“刘书记,何市长来了!”

刘华昌同志急忙迎出来,说:“何市长,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一进屋门,我还没有说话,华昌同志就明白我来是为了河工的事,忙着说:“何市长,您说咋干就咋干就是了!”

赵德江忙着打圆场:“市长,刘书记是因为年前第一期工程,郊区作了很大努力,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接着再干第二期,确实感到有困难。”

我虽然心里很急,要解决新河动工的问题,但还是有意先不谈河工的事。我首先向华昌同志通报了市里关于人事安排的决定,因为其中要调动郊区的干部。我接着又海阔天空地扯了起来,内容不外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直唠到7点半钟。这时,我发现进门时人家已上桌的饭菜又端了下去,就打趣说:“看来没有留我吃饭的意思,我也没打算在这里吃饭,就说到这里吧!”转而对赵德江同志说:“老赵,郊区的贡献我心中有数。二期工程一定要达到六级航道标准,如果河岸石护坡及桥、涵、闸配套建设资金140万元不够,我再给10万,150万可以了吗?”

刘华昌同志忙接着说:“何市长,这事不用谈了,我后天就安排上工!”

经过一番工作,新河二期工程终于全面动工,由郊区水利科组织的郊区和周围省、县的20多个工程队先后进入工地。20世纪80年代的生产工具和劳力组织方式已与过去大不相同,河道按段承包到工程队,汽车、拖拉机、绞车、推土机代替了以往的人挑肩抬,也不再采用搞评比、插红旗的办法激励干劲,工地依然车水马龙,热气腾腾。

这项工程虽说不上多么浩大复杂,但是一开工还是遇到了不少难题。原定河道要经过徐州造纸厂原料仓库,麦草堆积如山,不要说保证在汛期前完成挖河任务,就是搬挪麦草也要一年半载。市轻工局和造纸厂的领导找到我和赵德江反映困难,要求河道避开造纸厂仓库。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段工程推迟,就问赵德江同志:“能不能改个方案,让河道走别的地方?”老赵琢磨一夜,提出个改道方案:河道从造纸厂仓库上游起,不再循原来的小河拓宽,改为直对郊区翻水站开挖新河道。这样既可避开造纸厂库区,又可把河道取直,但需要多毁掉朱庄村80亩菜田,增加12万土方任务,加上必要的建筑物,要增加经费60万元。我考虑按照这一方案,多挖掉80亩菜园,就会使两个生产队的农民没饭吃,势必增加实施的难度,必须慎重决断。第二天,我再次找赵德江商量,让他可否再提出一个方案。老赵沉思良久,提出:“从翻水站向北,是市城管局的苗圃,能不能把苗圃的地划出一块补给朱庄村,再给朱庄建一个码头,地上损失水上补,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我听后觉得有道理,马上表态说:“行。”我立即约见市轻工局书记、局长,与他们商量有关事宜。他们爽快地答应拿出60万元作为改道经费,并说:“这比搬迁仓库划算多啦!”

解决了造纸厂仓库的困难,在实际测量时又出现一个新的矛盾,新改河道又必须挖掉供销社仓库院子的一个角,约两亩多地。我急忙又去找供销社主任王景之同志商量。王主任非常通情达理,当场答应说:“您市长说话了,我们理应支持,这样可以不误挖河工期,又能帮助左邻右舍解决困难,挖了河对大家都有利,好,挖就挖。”我很受感动,对他说:“您这样顾全大局,我感谢你们。有大家的支持,我们一定把这件事办好!”

新河拓宽、改道,沿线用的全是肥得流油的菜园地,农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实在舍不得。特别是南端改道多占的80亩高产菜园,牵动着60多户农民的直接利益。一群群农民涌向村干部家,诉说他们的埋怨与愤懑:“挖掉菜园,我们吃什么?”为此,郊区领导配合乡、村干部对群众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他们给群众讲开挖新河,九里山前马场湖一带,多年的旱涝能解除;讲新河通航,可以兴水运,旺百业,靠港致富,日子有奔头;讲大运河延伸到市区,缩短陆路运输里程,能够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我们的群众是深明大义的,是通情达理的,多数群众被说服了,含泪离去。也有少数群众心里不踏实,觉得长远利益虚幻渺茫,他们说:“搞水运,旱鸭子凫水,庄稼人撑船,能玩好吗?”有一位姓肖的老大娘闹得最凶。当铲车、卡车开进工地时,她兀立田头,挡在车前,稀疏的白发在寒风中飘拂,像瓦楞上抖动的枯草,令人同情。司机忙着打方向盘,她干脆躺在地上,又哭又闹,乡村干部一时说服不通,只得几个人把她架到一旁,再好言软语,轮番劝解……

在施工中,一方面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还要攻克一个个地质条件造成的难题。新河通过九里山车道口的千余米河道,需要开山辟石,下挖6米,任务十分艰巨。察看工地时,施工单位和民工纷纷向我反映困难,我鼓励他们要为发展经济、造福后人想方设法,攻克难关,一定要按标准、高质量完成任务,并对他们说:“挖出黄金你们得,有天大的困难,也全靠你们自己克服!”

驻徐部队承担8万土方,我曾交待给他们安排难度较小的地段。经选择安排在马场湖东段八里大队田头,这里地势高,滩面大,但不知道化工单位的污水曾经从这里排放过,土壤里残留着化学物质。部队领导非常重视支持地方建设,由政治部主任李连生亲自挂帅,率领指战员投入工地劳动。一天,我和郭锡章军长到工地看望他们,经介绍才了解到,上面好挖,下面渐渐渗水,战士们光着脚到光着腿施工,于是皮肤上先出现红点,而后就起泡。战士们毫无惧色,坚持战斗。多么好的人民子弟兵啊!三月天气还很寒冷,每天的伙食费只补助三角钱,我既感有愧于他们,也感心疼他们。郭军长要我给大家讲话,此情此景实在碍难开口,就说:大家干得这么辛苦,我代表徐州人民感谢你们!话就别讲了,我要用实际行动帮助大家。当场表态送给他们5万元为战士们改善伙食,又从市场买来长胶靴和木杠子送到工地,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在全市有关区局、部门和驻徐部队的共同努力下,新河于1984年“五一”节前如期竣工,河道符合6级航道标准,建成公路桥3座,生产桥、涵、闸百余座。望着新开挖的河道,令人心情舒畅,我问赵德江同志:“你说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好?”

老赵说:“这条河一头连着大运河,一头连着徐州城区,就叫徐运新河吧!”

“好,就叫徐运新河!”我高兴地说。

1984年6月9日,徐运新河竣工暨通航典礼在郊区港隆重举行,我以市长、工程总指挥的身份在鼓乐声中剪彩。接着,徐运新河变成了黄金水道,满河开花,一夜之间两岸就冒出9个河港,其中之一便是朱庄港。这个港口当年实现吞吐量30万吨,得利14万元,差不多赶上了全村菜地的收入。当初担心毁田开河,断了生计的群众开心地笑了,连那位肖大娘也竖起拇指直夸好。

徐运新河开通以来,马场湖多年的水患彻底解决了,九里山前大片农田旱可灌,涝可排,变成了高产稳产田;北部城区水有去路,再也不怕暴雨成灾;孟家沟工厂区用水就地解决,告别了远途取水的历史;特别是以新河通航为标志,开创了徐州市水运入城的新纪元,促进了徐州经济、社会的发展。1985年徐州郊区港务管理处和航政管理所挂牌开张。经过整顿,徐驼新河上保留11个正规港口、码头。它们是:郊区内港、徐运新港、堤北港、朱庄港、殷庄1号、2号港、琵琶港、万寨东、西港、台子港、李沃港。部分港口紧靠中山路和环城路,距徐州火车站只有2公里远,为水、陆、铁路联运提供了优越条件。沿岸工厂密布,资源充足,长短途运输十分便利。港口业务由开始时单一经营黄沙,逐步发展到煤炭、百杂货、果品等多种门类。货运中转量逐年增长,经营效益年年提高。据统计,仅郊区港务管理处1985至1995年10年间,就收入水上交通代办费1200万元,税务代办费300万元,工商代办费50万元,堤防、港口管理费70万元。由此推算,沿岸各港口、码头的收入则更为可观。

喜看今日徐运新河,两岸翻水站、电灌站排列有序,港口、码头星罗棋布;水面上商船如织,樯楫如林,北可通齐、鲁,南可下苏、杭。人人都说这是一项千秋万代的事业。

六、根治云龙湖  完善配套设施

今天的云龙湖已成为徐州最美的地方。这里山青水秀,湖光山色,相映生辉。春天桃红柳绿,“杏花三十里”;夏天榴花似火,灿烂如朝霞;秋天枫林尽染,湖平月圆;冬天碧波依然,百鸟翔集……

四季如画的云龙湖,是徐州大地上的一颗明珠,已成为徐州人民的骄傲!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云龙湖曾是一座压在徐州人头上的悬湖,她那温柔的面纱下,隐藏着令人心惊胆颤的杀机,一旦决口,势必危及城市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1972年夏天,国家水电部进行水库大检查,曾把云龙湖定为全国37个危险水库之一,责令限期整治。但当时正值“文革”期间,整治只是一句空话。1974年,一批老干部获得“解放”,我也恢复了职务,云龙湖的治理工作才被提上议事日程。1975年春季,市政府组建了云龙湖防洪工程指挥部,调集180余名精兵强将,市委责成由我挂帅,赵德江同志任施工组长。他带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在云龙大堤上安营扎寨,勘察设计,制定方案和组织施工,打响了全面治理悬湖和奎河的战斗。

首先进行的是苏堤的恢复、加固、加高,建立第二道防线。原有的苏堤已大部分无形,经过军民奋战两个多月,苏堤由原来的最低标高30米,统一修复到高程34米,现已成为市区一条高标准的干道。这项工程共新增土方10万立方米,全由解放军某部安排的50辆新军用车从段庄运来。紧接着,又进行了云龙湖大坝的倒滤层和护堤加固。这次工程共动员13000多军民日夜奋战在4050米长的大坝上,历时两月有余,将大坝的底宽由原来的37米增加到80米,高程由35.1米提高到37.5米,顶宽由7米增至19.5米,总计动土方100万立方米,砌石护堤7万多立方米。加固后的大坝像一条巨龙横卧在云龙山和堤山之间,锁住了8000余亩的水面。

这年7月,徐州一带普降大到暴雨,又遇上游大水压境,故黄河和云龙湖洪水暴涨,直接威胁徐州。告急的电话频频打来,云龙湖大堤上的工程指挥部担心新加固的大坝能否承受首次检验,弦绷到了极点。一天傍晚,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又传来西南客水东侵、湖水上涨的消息。为确保新加固的云龙湖大坝经受洪水下泄和大暴雨双重影响的考验,市政府决定连夜突击,采取临时措施保护大坝。办公室灯火通明,我坐镇指挥,电业、交通、物资、商业等系统十多位局长也都急忙赶到。根据云龙湖堤上工程人员的报告,要人调人,要物调物。

云龙湖畔,风狂雨骤,十里长堤,人影穿梭。湖水翻卷着浪花,扑打着刚刚加固的堤岸。数千名临时调来的工人、战士布成散兵线,有的往草袋里装土,有的扛,有的抱,在大堤上又筑起一道防护堰。指挥人员穿行在人群中,大声吆喝着,给各路人马分配任务,指导施工。驻军和交通局的百余辆卡车,鸣着喇叭,亮着车灯,你来我往,连夜运来10万只草袋。电业局的工人扯起几公里的电线,架起400盏探照灯,整条大堤亮如白昼。光影中只见狂风裹着雨鞭,抽打着忙碌的人群。湖面在翻涌,湖水在暴涨,天地间“轰轰”一片,交响着风声、雨声、人声……

直到第二天清晨,风还在刮,雨仍在下,加固后的云龙湖大坝完好无损,经受了一次战斗的洗礼。

汛期过后,我对那场风雨依然心有余悸,感到要彻底解除云龙湖对城市的威胁,单靠加固大坝,显然还难以奏效。在我带着这个问题,与郊区水利部门的同志商谈时,他们提出:治水之道,一堵一疏,关键是疏导,并献上锦囊妙计,那就是在云龙山下开凿一条溢洪道,让湖水撇开市区,穿山而过,在中心城区外注入奎河。这项方案很快得到市委批准,决定实施。

云龙山海拔149.2米,虽然算不上高峻,但要在它的肚子里挖开一条长廊,也并非易事。1976年春,开凿溢洪道工程付诸实施。解放军驻徐州某部队和徐州矿务局106工区江苏丰沛矿区第二工程处承担了开凿穿山隧洞的重任。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一队从西朝东打,一队从东向西开,最后在山底汇合。这就要求方向不能偏,高程不能差。我把开洞定位和导向的任务交给了郊区水利科长赵德江和他们的技术员负责。他们接受任务后,翻阅了大量水文资料,跑遍了徐州四周大大小小的山头,终于找淮了溢洪道的坐标和高度。开工之后,他们又天天与工人、战士一起钻山洞、校方位,持续三个春秋。

1979年6月28日,老赵和技术员判定,再挖4米就能把云龙山打通。他们忙不迭地钻进隧洞,洞中气灯高悬,水雾弥漫,矿车往来,嘎嘎作响。

技术员说:“队长,钢钎加长点,药量放大点,或许一炮就能打透了!”

“好!”队长高兴地回答。

电钻吐着火花,嘶嘶啃着岩石,方圆两米的导洞上,留下一片蜂窝似的炮眼。接着,装药、人员撤出、按动电钮。轰然一声,烟尘滚滚,从洞口朝外涌出……

大家的心,随着这声巨响一阵狂跳。两年多的奔波、期待,数百名工人、战士的日夜苦战,全看这一炮的结果了。

吸风机呼呼叫着,山洞里逐渐烟息尘净。人们争先恐后地跑入洞中。

“哈,打穿了!”

“穿了,穿了!”欢呼声从洞内传来,在洞外传开。大家脸上满是欢笑,眼睛却又变得湿润了。

人们不会忘记,在开凿隧道的战斗中,两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曾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82年夏,徐州市人民政府在隧洞西口山坡上建立彰军碑,表彰驻徐部队和两位烈士援助地方建设的功绩。其碑文中写着:

“……一九七五年决定加固大坝,横穿云龙山开凿溢洪道。一九七六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六军、第十二军广大指战员和徐州矿务局一零六工区江苏丰沛矿区第二工程处职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开山凿石,日夜奋斗。四十六军战士李建章和盛明亮在施工中光荣牺牲。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长达两千公尺的溢洪道及其辅助工程胜利竣工,连同原来的湖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至此,不仅解决了汛期洪水的威胁,而且对农田灌溉、水产养殖都能发挥主要作用,并为南郊风景区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为表彰驻徐部队在建湖工程中的功绩,特立是碑,以记其事。徐州人民,世世代代,永志不忘。”

1982年5月,云龙湖溢洪道工程全面竣工。隧洞长620米,高6.5米、宽7米;东、西引洪道总长1380米。此外,新建配套桥梁4座,涵闸3座。溢洪道西端湖边大闸控制最大流量每秒170立方米。当年7月,徐州出现陡降日雨270毫米异常情况,启动闸门,大水避开城市,通过山底隧道流入奎河下游,云龙湖防洪系统正常运行,云龙湖安然无恙,悬湖之忧遂成历史。

随后,我们又对奎河进行了综合治理。一是为防止奎河下游洪水顶托,倒灌徐州市区,在袁桥奎河与溢洪道汇流处兴建了21个流量的强排翻水站和控制闸,以备下游水大顶托时关闸防洪,开泵排水。二是对袁桥以下奎河开宽加深。使原来只有15米宽、束水严重,影响汛期排洪的河道加宽到20米,加深2.5米。三是先后在奎河两侧建排污管道和在输油管道附近建立日处理能力10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实行雨污分流;解决奎河排污问题。四是对奎河下游河道也分期进行了治理。除加宽、挖深和搞好部分河段的石砌护坡外,还实现了河、路配套和绿化、美化,做到既有利于生态平衡,避免河道淤塞,又可提高一定的经济效益。1989年3月,徐州市城市建设管理局在奎河中心花园立碑纪念。碑的正面刻着我的题词:“改造奎河,造福人民。”

背面碑文是:“明万历十八年,总理河道潘季驯为治黄泄洪,修筑运河,蜿蜒州城下,绕奎山南流,因名奎河。三百余载,水系沧桑,河槽往往淤塞,汛期顶托辄溢,百姓苦之。建国后,市政府筑桥清障,建闸修堤,砌石护坡,截弯取直,先后治理十有余次。一九八二年起又投巨资千万余元,兴雨污分流工程。至此,河清可待,除患有日。连年军民踊跃治奎,义务劳动十万工日。为彰其殊勋,谨勒石以记。”

故黄河、云龙湖综合治理的成功和徐运新河等相关防洪、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基本上形成了一个防洪保安体系。从此,解除了“两大水罐”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徐州市区和城郊千余年的水患之忧遂成历史。由于在治理中坚持了“蓄泄兼筹”的原则,把水害变为水利,并使故黄河、云龙湖死水变活水,更有利于综合开发,为推动徐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完成这么多水利工程,如果全部要国家投资,需要上亿元资金。但是,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徐州人民,除云龙湖工程接受了国家给予的少量补助外,硬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把这些工程干了下来。这是值得我们全市人民自豪的。抚今追昔,我深深地感到,治水成绩的取得,是市委、市政府有力领导和科学决策的结果;是徐州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发扬自立自强,艰苦创业的精神,有情有义,敢想敢干,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的结果;是各区局各部门以高度的全局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同心同德,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协同作战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和驻徐部队广大官兵无私援助的结果。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市城建局、水利局和原郊区政府作为徐州治水的组织者和主力军,恪尽职守,精心筹划,团结拼搏,克服重重困难,做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徐州市防洪保安体系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市政府办公室参与治水工作的科室和同志,各司其职,兢兢业业,不辞劳苦,日夜操劳,发挥了很好的参谋助手作用。

水患乃中国自然灾害之最,善治国者,必先治水。从古至今,无论是统领一国的国君,还是为政一方的诸侯,莫不例外。我从徐州市市长的位置已卸任多年,许多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渐渐淡忘了,惟独我领导的这段治水经历令我难以忘怀。对那些岁月,我充满感激之情,我忘不了同我一起治水的同志,更忘不了徐州人民……

      (作者1981年—1986年任徐州市市长)

责任编辑:周愿
这个用来记录和显示点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