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水利建设与发展的见证者

作者:珠委 蔡尚途 文章来源:长江水利网 发布时间:2005年12月30日
初识水利部原副部长、首任珠江委主任刘兆伦同志,已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

1992年10月,我作为临时秘书,有幸随同刘老一行出席了珠海西区管委会组织召开的经济发展咨询决策研讨会。这是我与刘老的首次接触。途中,聆听了刘老讲述白藤湖和白龙河的变迁,讲述磨刀门的治理开发和珠海对澳门供水工程的兴建,讲述口门围垦工程建设和珠海西区的诞生,乃至从事水利工作的风云岁月……我从中体会到一位70多岁长者对珠江水利的深厚感情。

此后,我多次随同刘老跋涉珠江流域的山山水水,考察有关水利工程,也因此有了更多机会聆听刘老关于广东水利、珠江水利发展历史的详细介绍,从中了解到党和国家对水利建设的重视,以及珠江水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点点滴滴。

如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和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成立25周年之际,我再次造访了这位广东及珠江水利建设与发展的见证者、珠江水文化的传播者刘兆伦同志,又一次感悟到一位治水老人对水利事业的不了情结。

结缘广东水利

1920年7月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的一个山村家庭的刘兆伦,小学至高中分别就读于新加坡、大埔和香港。在抗日烽火四起的1938年1月,高中还未毕业的他毅然从香港奔赴陕北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抗日战争。1945年日本投降后,先南下又转北上,参加了解放战争。1946年至1949年到吉林省和龙县任区委书记、县长、代理县委书记,后赴北京到中国人民政协筹委会人事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了南海之滨。1950年7月,他被任命为珠江水利工程总局代理副局长、党组书记,主持全局事务。此后,他相继担任广东省水利厅副厅长、厅长,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厅长兼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院长、珠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广东省建委主任、水利部副部长兼珠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等职。作为水利行业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一生与广东水利、珠江水利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抓基础工作

1947年和1949年,珠江流域发生的两次特大洪水,造成广东江海堤围崩垮残破,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之初,掌管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局务的刘兆伦大抓水利基础工作,开始书写不平凡的水利人生。他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在恢复时期的水利方针,大力开展各项基础工作。首先是抓好河道堤围状况查勘,第二是开展重点堤围的整修,第三是着手编制有关技术规范,第四是抓好职工队伍的培训。

他组织领导水利技术人员,先后完成了西江、北江、东江、韩江等重要河道及堤系的普查和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黔江、柳江等河流的查勘工作,将流域中上游各自独立的水准网联成以珠江基面为基准点的统一水准网,为流域治理工作打好基础。此后,又领导完成了东江的独洲围、西江的金安围和新江大围、北江的清西围和芦苞水闸等五大堤围的整修,并对各江堤系进行全面整理、联围筑闸。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努力,依靠群众力量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百孔千疮的堤围面貌整治一新,提高了防洪防潮能力,为迅速恢复生产创造了条件。

1953年9月,广东省水利厅成立。时任副厅长的他积极协助厅长开展技术业务管理工作,并结合当时的水利重点,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研究,在全省建立了适合当时特点的水利工程勘测、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技术规范,严格执行工程基建计划审批程序等,使广东省水利建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有了较大发展。

在长期的水利建设实践中,他认识到水利是一门综合技术学科,肩负着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于是十分重视并大力开展业务培训工作。一方面,他自己虚心向科技人员学习,广交朋友,刻苦钻研,使自己逐步从外行变为内行。另一方面,他重视水利专业队伍的培养,先后举办多个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大量吸收和培养青年技术骨干,组成了包括水文、勘测、规划、设计、施工等专业在内的水利队伍。他尤其善于团结教育原国民政府珠江水利总局留用人员,并大胆吸收使用社会上的工程技术人员,从中选拔具有真才实学又有爱国表现的人员担任各级各部门领导职务,体现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激发起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爱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到1952年底,珠江水利总局人数由开始接管时的150人迅速发展到1440多人。这种知人善任的精神,在当今时代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重视河流规划

在“一五”计划期间,他认识到规划的重要性,突出抓好河流规划工作,为水利大发展提供科学依据。1954年,他主持开展宁江河流规划。1956年,广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后改为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成立,时任省水利厅厅长的他仍兼任院长,亲自抓典型示范,以台山县为试点,认真总结经验,并在次年4月召开的全省水利工作会议上部署开展各县河流规划工作。此后,以县为单位的河流规划工作迅速在全省铺开。至1958年初,广东省境内的珠江、韩江流域和雷州半岛、海南岛的中小河流规划工作基本完成,并提出了一大批经过多方论证、效益较高的近期工程建设方案,有些工程还进行了初步设计。

为加强珠江流域规划工作,国务院于1957年批准成立珠江流域规划委员会,设立珠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他又兼任规划办公室主任,以广州勘测设计院为主,协调流域各省(自治区)及有关部门开展珠江全流域大江大河的规划,与广东各县中小河流规划同时展开。为便于在广西各大江河开展治理开发工作,广州勘测设计院在南宁设立西江规划办公室,勘测了西江中上游20处大型河段和80处较大的水库工程规划方案。1958年“大跃进”后,流域统一规划工作中断,规划工作转由各省自行开展。已取得的规划成果于1959年汇编成《珠江流域开发治理方案》草案,该规划草案为后来的工程建设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大兴水利设施

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水利是农业命脉”的指示日益深入人心,许多地方开始全民动员兴修水利,广东抓住了这样的机遇,各地水利工程纷纷上马兴建。作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厅长,他认真贯彻中央“小型为主、以蓄为主、社办为主”的方针,结合广东实际,提出“以小型为基础,中型为骨干,积极兴修一些必要的大型蓄水工程,实行大中小相结合”和“以蓄为主、引蓄结合、排灌结合、综合利用”的具体措施,紧紧抓住大中型工程特别是大型水库的建设,得到省委、省政府的肯定和支持。他还抽调大批技术干部充实各县水利机构,参与地方水利工程的设计施工,为大兴水利工程提供了组织和技术保障。据统计,在1958年至1960年,广东省共兴建大型水库22座、中型水库158座,小型蓄水引水和机电排灌工程数以万计。到1964年,全省有大中型水库190多座。流溪河、新丰江、松涛、鹤地、高州、合浦等20多座大型水库,都是在“大跃进”时期建成,为逐步实现水利化奠定了基础。

在调整时期,他坚决贯彻中央和省政府关于“巩固提高、加强管理、积极配套、重点兴建”的水利方针,果断停建部分在建工程,缩短基建战线,积极续建和配套建设重点项目,重点发展以珠江三角洲商品粮地区为主的电动排灌工程和农村水电工程,构成蓄、引、提相结合的农田排灌系统,提高排涝和抗旱能力,有力地抵御1960年和1964年洪涝灾害的袭击,保障了全省农业生产的较大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1965年召开的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他将“三五”计划的水利工作方针——“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概括为“大、小、全、管、好”的5字方针,得到全国水利同行的拥护。

尽管这个时期水利工程建设中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遗留了不少问题和隐患,但不可否认,这个时期是我国水利发展历程中一个辉煌时期。在全国大好形势的带动下,广东水利建设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关注香港供水

香港淡水资源十分缺乏。20世纪以来,常年有“制水”记录,最为严重的1929年,出现只有“街喉”(即街上的公用水龙头)供水的情况,日供水2小时,逃荒居民多达20万人。1963年,针对香港发生大干旱、淡水奇缺的实际情况,广东省省长陈郁表示愿意积极协助解决香港供水。经双方会谈,广东决定从深圳水库增加供水317万立方米,并同意香港派船只到珠江口免费取运淡水。

为解决香港同胞长期缺水之苦,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报请国家立项同意兴建东江—深圳供水香港工程。在选定引水线路的设计中,各相关单位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但这些方案各有利弊,如何决策为上下所关注。刘兆伦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多次率领有关技术人员进行实地查勘,详细研究各方面的资料,组织专家充分论证,经反复比较,最后确定工程建设方案,经向出访非洲途经广州的周恩来总理汇报,得到周总理的赞许。

该工程于1964年2月正式开工。为确保工程建设速度和质量,他调集精锐的工程建设队伍,在各方支持下,奋战一年,工程于1965年2月建成,3月1日起正式向香港供水。

水往低处流,这是千古不变的常理。而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却通过建立8级泵站抽水,神话般地实现了“水往高处流”的梦想,使东江水源源不断流向香港,令香港同胞赞叹不已。在1965年2月27日工程落成庆祝大会上,港九工会联合会和香港中华总商会赠送了写有“饮水思源,心怀祖国”以及“江水倒流,高山低首;恩波远泽,万众倾心”的两面锦旗,表达了香港同胞对祖国的无限感激之情。

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的建设,是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英明决策的结果,是粤港人民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象征。香港已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的怀抱,这颗东方明珠更加灿烂地沐浴在祖国供给的生命水之中。深圳经济特区的崛起腾飞也得益于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的建设。

情系珠江治理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于1979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刘兆伦受命珠江委主任,后任水利部副部长兼珠江委主任。他担负着对珠江全流域进行“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加强管理”之要务,一方面组建工作机构和队伍,另一方面,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奔忙于珠江流域各省(自治区)的江河湖海,准确掌握珠江治理的最新情况。

号召三边建委

1979年10月1日,珠江委在广州正式挂牌办公。当时,它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新组建单位,人员少、骨干力量弱,技术资料、设备、资金缺乏。刘兆伦号召大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扬长避短,克服困难,努力为珠江的治理开发和国家“四化”建设多做贡献。为尽快投入正常运作,他提出了“边组建、边基建、边开展工作”的“三边建委”思路,三项任务同时进行。

首先是组建队伍。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整治规划办公室原有的150人为基础开始组建工作。于是他亲自带队,先后到达北京、郑州、武汉、宜昌等地,争取水利部和长委、黄委、葛洲坝工程局等兄弟单位的支援,调回50年代下放广东省各地的技术骨干。到1980年底,全委职工人数678人,1981年底发展到918人。之后通过陆续补充历届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年轻技术力量,到1983年,全委职工已达1200多人。为后来各项工作的开展做好了人力准备。

在基地建设方面,珠江委选址天河瘦狗岭,以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旧址为基地。由于“文革”时期广州勘测设计院撤销,大片土地被有关院校占用。他争取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组织力量做好土地调换工作,保证了土地的集中连片使用,并逐年修建楼舍,解决职工办公、生活配套设施等。

在他的组织领导下,珠江委初步建立起各专业机构和办公、生活基地,配置了相应的仪器设备和河工试验模型等,为开展流域规划工作以及带动勘测、科研、设计、管理等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珠江委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全面加强规划

有人戏言,“规划、规划,嘴上说说,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这既是对规划工作的莫大误解,也是对过去不遵循客观规律搞规划的调侃。刘兆伦认为,流域规划工作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又要统筹兼顾,处理好各类矛盾和各方面关系,必须统一组织和部署,更需要众多有关部门的积极参与、支持和分工协作才能完成。

开展流域规划,是珠江委成立初期国家赋予流域机构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实施治理开发的重要前期工作。为贯彻国务院203号文件的批复精神,切实搞好珠江流域综合规划工作,他走访了流域各省(自治区)有关部门,争取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促成珠江流域规划协调小组的成立。作为流域规划协调小组组长,他全力抓规划工作,从基础工作做起,多次率队查勘西江上中游重点河段和北江干流以及各口门,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珠江流域历次规划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珠江流域规划任务书》,经报国家建委批准后实施。他多次组织召开流域规划协调会,对规划任务、分工、进度安排和专项河流规划进行协调,对阶段性规划成果进行审查和研讨。

在他的组织协调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以2000年为规划水平年的《珠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于1986年完成,后经继续修改补充后,《珠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纲要》于1990年正式报水利部审查。1993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珠江流域综合规划。这个规划,是珠江流域综合开发利用、资源保护和水害防治活动的基本依据。在流域规划的指导下,珠江流域各地区、各行业、各项专题规划的编制工作相继完成,为团结治水、依法治水、科学治水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推进治理开发

在抓紧开展珠江流域综合规划的同时,他积极为推动珠江的治理开发工作而奔波忙碌,促进了西江、北江防洪骨干工程的建设和珠江出海口门治理工作的开展。他先后就“加快北江治理开发”、“整治珠江口,开发伶仃洋”、“磨刀门治理开发”以及“珠江流域综合开发利用”、“统一开发东江水资源”等问题提出意见和看法。

就北江治理开发问题,他提出珠江治理开发首先要抓北江、治理开发北江的关键是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等重要意见。在他的呼吁下,北江大堤加固、飞来峡枢纽工程建设得到国家批准立项并实施建设,北江的治理开发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飞来峡水利枢纽于1999年全面建成,继东江流域建成堤库结合防洪工程体系之后,北江流域堤库结合体系正式形成,大大提高了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防洪能力。

口门治理犹如人体的排泄系统。“上蓄、中防、下泄”是珠江流域防洪的重要工程措施。他高度重视珠江口门治理工作,针对伶仃洋治理开发问题,提出了整治的必要性、开发的可行性,强调要协作攻关加快整治开发步伐,以开发促整治,重视生态环境等。针对磨刀门整治问题,他提出要遵循“统一规划、因势利导、综合整治,除害兴利相结合、治理开发相结合、生产科研相结合,重视环境影响和生态平衡”的原则。多年来,包括磨刀门在内的珠江口门治理开发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与他的倡导奔忙是分不开的。

他还就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两江一河”开发,龙滩、大藤峡、长洲等枢纽工程建设,以及发展珠江航运、建立流域经济实体、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为促进珠江治理开发积极献计献策。如今,按照珠江流域综合规划的总体布局,右江百色水利枢纽、红水河龙滩电站、西江长洲电站正在实施建设之中。西江中游黔江大藤峡水利枢纽正在开展前期工作,并将力促国家立项及早日安排兴建。相信经过若干年之后,珠江水利建设将别有一方胜景。

未了水利情结

1985年2月,刘老退居二线,担任珠江委顾问的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展水利经济研究和抓好珠江水利史志的修编工作上。1994年7月,他“退居三线”——光荣离休,但对水利的热情依然不减,一方面安排好本人的晚年生活,作为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常委,参与省顾委会的活动;一方面以其丰富的阅历和工作经验继续为珠江的水利事业奔忙。

致力经济研究

自1983年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成立之时起,他就参与了水利经济研究活动,多年担任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理事和顾问。珠江水利经济研究会于1985年9月成立后,他担任了第一届理事长及第二、三、四届的名誉理事长,2002年更名广东珠江水利经济研究会后继续担任名誉理事长。

他积极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和考察活动。如:邀请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和中国水利研究会的专家教授组成考察团考察珠江水利,推广和扩大磨刀门治理开发的经验,促进长洲枢纽可行性研究工作,推动了珠江水利经济研究工作的开展;先后组织参与黄河上游水电开发综合考察、乌江水电开发考察、黄河三角洲考察、滦河水资源考察、四川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三江”水电考察,以及珠江上游南北盘江、红水河“两江一河”航运考察、东江考察、海南水利经济考察等。这些考察活动,对水利经济研究以及对水利经济、地区经济发展起了很好地推动作用。

他通过调研考察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章。主要包括:通过对粤西湛江、茂名、阳江等地的考察,撰写了《整治粤西江河,用好粤西水资源》;通过对水利的基础地位、水利的双重性和解决水利问题的统一性等问题的研究,撰写了《论水利地位和水利性质》;通过对广州市四县一区的调查总结,提出了对当时水利经济若干问题的见解,撰写了《水利走向市场经济的调查与思考》;通过对珠江“94·6”洪水灾害情况的考察,撰写了《广西防洪考察与思考》、《广东省西江干流1994年洪水考察与思考》;在进行多方思考之后,1995年撰写了《水利经济路在何方的商榷》等。至今,他仍关注着水利经济研究工作的进展。

主持修编史志

珠江治水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自秦代在统一岭南过程中开凿灵渠,沟通珠江、长江水系,从此开拓了珠江水利和流域经济发展的历史。2000多年来兴修水利与社会经济发展戚戚相关,成为历代治国安邦的大事。

为翔实记载各个历史时期珠江水利建设的成就、经验,科学总结分析治水的教训和问题,反映规律,彰明因果,1984年3月和1985年3月,《珠江志》编纂委员会和《珠江水利简史》编纂委员会相继成立。肩负《珠江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珠江水利简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他,积极组织开展珠江流域水利史志的编撰工作,多次参加中国江河志研究会组织的各类研讨活动并积极撰写文章,呼吁重视水利史志修编工作,做有益于子孙后代的好事。

在他的主持和参与下,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全体编纂人员的艰苦努力下,历经八年时间,《珠江志》第一卷于1991年出版;至1994年,《珠江志》全书五卷共计180多万字全部出版完成。《珠江水利简史》也于1990年正式出版。除《珠江志》、《珠江水利简史》之外,他还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志》、《广东省志·水利志》作序。

珠江水利史志的编纂出版,着实为人们认识珠江、了解珠江、研究珠江,进一步全面综合治理开发珠江提供了科学的基本资料,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为珠江水利建设提供了服务。

出版治水专著

1995年,他的著作《驯水集》在广州出版发行。这部著作汇集了他从事水利工作以来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论述,包括广东篇、珠江篇、经济篇、史志篇、驯水吟等6章,共40万字,反映了他本人情系水利、心向水利、组织领导治水的业绩乃至生活的轨迹,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水利方针以及广东和珠江流域水利建设成就,是他从事水利工作40多年的总结,是他治水活动的结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叶选平和钱正英分别为这部著作题写书名和作序。钱正英在序言中指出:“兆伦同志从事水利工作,虽然有其偶然性,但是以他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求实、务实的作风,成为水利行业的专家,则有其必然性。他不但为广东和珠江流域水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以其经验推动了全国的水利工作。现在出版这本《驯水集》,对广东,对全国水利界,都是有意义的。”

这部著作的出版发行,是治理珠江、开发珠江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现任珠江委主任薛建枫指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所在。《驯水集》的出版发行,是我们继承老一辈水利工作者的事业,把珠江的治理开发做得更好的具体表现。我们感谢刘兆伦同志为珠江的治理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感谢他给我们留下一笔精神财富。”

近期,他计划根据自己所积累的照片,编辑出版反映他领导广东和珠江治水历程的画册——《驯水人》。这是他即将奉献给新一代水利工作者的又一份精神食粮。

安度健康晚年

刘老年届84岁高龄,十分注重科学养生和保健。他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而养生保健是首位。他常说,健康能长寿,长寿要健康;健康长寿,应精神物质并重、多方综合统筹。他的养生之道归纳为8句话24字的“康寿诀”:心宽旷,身动晃;食饮常,睡眠香;事少量,志坚强;持久长,寿而康。他参加有关的交流研讨活动,介绍他的养生之道——“康寿诀”,与老年朋友以及中青年朋友共勉。

刘老的晚年生活似乎都在与水打交道:每天早晨起床后首先要喝一大杯凉开水,出差在外也不例外;一年四季无论多冷,只要在家都用冷水淋浴;经常参加游泳锻炼,在游泳池游,到大海边游,到江河水库游,曾横渡珠江、新丰江、流溪河、松涛水库等。这已是他多年养成的良好习惯。

吟诗作词是刘老的一大雅趣。凡外出参观考察,参加座谈研讨,他时而有感而发,偶尔吟诗抒怀,至今留下与驯水有关的诗数十首,深得水利同行的称道与赞许。

离休后的刘老,更加热爱读书看报,这成为他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真阅读各种类型的报刊书籍,十分关心时事政治,关心国家经济建设,关心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关心年轻人的学习和工作,经常推荐一些有益书刊,供年轻同志阅读参考,令我们受益匪浅。

这就是他,一位老水利工作者,一生情系水利、心向水利的真实写照,这是一代水利人对事业执著追求的象征。正如他自己所言:“40年治水、驯水,情系水利;离职休养,人虽不在其位,心仍向水利。”

基于他对水利事业的巨大贡献,1999年,他被广东省评为“二十世纪广东重要科技人物”;同年,以其治水业绩,被选入《中华魂·中国百业英才大典》世纪珍藏版。

他,不愧一代大禹传人,用如椽大笔,描绘了广东和珠江水利多姿多彩的绚丽画卷,谱写了水利大业辉煌诗篇。

责任编辑:周愿
这个用来记录和显示点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