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

作者:郑继风 刘炜 尹世峰 文章来源:长江水利网 发布时间:2005年12月30日

您还记得1998年那场特大洪水吗?那场洪水,像久困的猛兽怒吼着扑向长江、嫩江、松花江,肆虐地撕扯着庄稼树林、狂暴地啃噬着河堤库坝、无情地吞没着良田家园。洪水像匹桀骜不驯的野马,越是在狂风暴雨之时越是兴风作浪,溢满江河湖泊。然而越是干旱之时它越是躲得不见踪影,任凭庄稼树木干渴如焦。如何驯服这匹野马,让它能按照人们的意愿、听从人类的安排、为人类造福?这一直是我们水利人所追求的梦。

早在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视察长江时,就曾对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为了实现毛泽东同志“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国务院要求长江委尽快对南水北调中线工作的水源地进行勘测设计。林一山主任立即组织有关专家、技术人员认真勘察、研究引水线路,终于找出了最有利于引水的理想河段,这就是汉江丹江汇合之处—丹江口。从此,为南水北调这项伟大工程进行的勘测、设计、科研等等一系列科研工作开始了。

一、圆梦的起点

汉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也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支流,它发源于秦岭南麓,穿过大巴山,出丹江口峡谷,跨南襄盆地,进江汉平原。覆盖甘、陕、川、鄂、豫五省,蜿蜒1577公里,流域面积15.9万平方公里,总落差1962米。由于流域内暴雨集中,上游坡度大,经常产生较大的洪水。在丹江口水库建坝前,汉江两岸人民饱受洪水折磨,过着凄惨的生活。旧社会这里曾流传着一首这样的民谣:“大水浪滔天,十年倒有九年淹,卖掉儿女换把米,背起包袱走天边!”这就是旧中国汉江两岸人民生活的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丹江和汉江汇合之处修建丹江口水库,为彻底根治汉江三年两溃现象创造了条件,变水害为水利,而且也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奠定了基础。1952年11月,长江委在湖北省均县王家营处建立了水位站,即现在的大坝坝下水位控制站,开始了丹江口水库的观测研究工作,1953年8月在均县与光化县的交界地黄家港处建立了黄家港水文站,这是丹江口水库的出库站,1956年成立了水文勘测队,现已改名为汉江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简称汉江水文局,与丹江口水利枢纽水文实验站和汉江水环境监测中心合署办公)。主要从事库区的工程水文测报、库区的基本观测、库区的泥沙研究、坝下游的观测研究、库区的水环境监测与分析等工作。

黄家港水文站位于丹江口水利枢纽坝址下游六公里处,既是丹江口水库出库控制站,又是汉江中下游防洪的重要测报站。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个无人居住、虎狼出没、土匪猖獗的危险之地。不用说晚上,就是在大白天也没人敢独自行至于此。新中国的水文人为了汉江两岸人民、为了南水北调工程,在此安营扎寨,从此便与水利丹江口枢纽工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担负起为丹江口水利枢纽规划设计、调度运用,提供水文资料的历史使命。坝前水位、坝下水位、发电耗水量、弃水量、水库存排沙量、水质等资料,都由黄家港站进行测报,同时还承担向国家防总、长江防总、湖北省防总及汉江中下游各市县防汛指挥部21个单位的报汛任务。50年来,18250个日日夜夜,水文人为丹江口水库的兴建、调度运用和汉江中下游防洪默默地奉献着。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可行性研究中,水文人再一次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黄家港水文站作为丹江口水库的出库控制站,水库下泄水量全部记入了黄家港的“账面上”,对丹江口水库的调度运用发挥着重要作用。南水北调中线方案的源头选择了丹江口水库,既是领袖的高瞻远瞩,也是专家们的独具慧眼,更是北方人民的热切期盼!南水北调是一项战略性工程和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它关系到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合理利用水资源,关系到国计民生。

南水北调的关键性问题是可调水量。长江委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分析计算出多年平均可调水量为147.3亿立方米,通过对汉江流域丹江口以上各水系还原的天然径流量进行分析计算,又以黄家港水文站实测径流量为基础逐项进行水量还原,求得丹江口1956年—1990年每年的天然径流量,作为丹江口水库入库水量。可行性研究报告还特别指出:黄家港站为国家一级水文站,1956年以后的径流资料均为实测值,有的项目是观测值,有的项目经过各省调查落实,故推荐用黄家港控制站还原求得的水资源量408.5亿立方米,为丹江口天然入库水量。”这个对丹江口以上水资源总体分析和评价,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对可调水量持不同意见的人,来丹江了解了黄家港的测验情况和资料情况后也一改初衷,认为长江委提出的入库水量是可靠的,这个基础是动摇不了的,因为这是水文人几十年如一日用艰辛铸就而成的。

白河水文站是汉江上游的又一个重要测报站,也是丹江口水库的主要入库控制站,控制集水面积50115平方公里,因此,白河站对丹江口水库的调度运用和汉江中下游防洪具有重要的作用。白河站可谓是水文系统的元老,最早建于1934年12月,旧址设在左岸湖北省郧西县老官庙。新中国成立初期水文站条件十分艰苦,又没钱盖站房,只有用极少部分资金租用民房。那时的民用住房条件也很差,四处漏风、八面透气,冬天屋外下大雪屋里就小雪飞舞,夏天屋外下大雨屋里就阴雨绵绵。生活环境差不说,工作条件也十分艰苦,惟一测流的工具是一艘小木船,遇到刮风、下雨、涨大水时,小木船在惊涛骇浪中像片树叶,任狂风暴雨推过来掀过去,抛锚不但危险还非常困难,测一次流难度是相当大的。在断面测完一线后,收起锚准备测第二线时,船已漂下去好几里,工作人员只好下船背纤、逆水而行,将船拖到断面线上再进行第二线的测流,劳动强度非常大。当时由于住房条件的限制,站房离测流断面有二、三里路,无法满足工作需要,因而站房于1956年1月,从左岸迁到右岸陕西白河县城关镇的杨泗庙。

杨泗庙座落在白河县城的西北边,依山傍水,周围只有六七户人家,解放前这个庙是船工求神拜佛的地方。每次开航前,船工们都要给杨泗菩萨烧香叩头,求他保佑行水平安。解放战争时期不少国民党伤兵住在里面,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许多伤兵就死在里面,因而有很长时间这里不再有人求神拜佛,也不再香烟缭绕,这使它显得更加阴森恐怖。可当时在没有房子的情况下,水文站设在这里是惟一的选择。

杨泗庙面积不大,庙前一个小小的山门,神殿约60平方米,两侧有2间厢房,各约20平方米,水文站搬进去以后,职工们自己动手在庙前盖了间40平方米的办公室。把神像神龛撤掉,用竹篾片编成格子框架再糊上纸,把大殿隔成几间房,吊上顶棚就成了职工宿舍。两间厢房一间作泥沙室,一间作水质分析室。有了办公室,有了职工宿舍,职工们有了自己的家,尽管它非常简陋,可比起在河对岸的老官庙来,居住条件还是改善了不少。由于庙宇长期没有人居住,里面就成了蛇和老鼠的窝。当人们打扰了它们平静的生活后,它们也不甘心,时时出来示威。老鼠时而跳过职工的脚面,时而在灶台上出没;蛇时而悬挂在房梁上吐着鲜红的舌芯,“蛇”视眈眈地寻机报复,时而竟溜进职工的宿舍和人同榻而卧,职工们恢谐地说:“白娘子来了,我们真的成了许仙了。”

办公室解决了,职工宿舍也解决了,饮水还是个大问题。因为站房坐落在山坡上,到河边是个非常陡的山崖,落差有二三十米,只有一条刚刚能踩下两只脚的羊肠小路,这是站上职工到河边测流和担水的惟一一条小路,水文站每天的生活用水就靠职工们轮流着用双肩一担担地挑回来,遇到刮风下雨天气,来回担水真是如行蜀道。烧柴更不用说了,必须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买。职工们每天从事着重体力劳动,可当时站上的粮食不够吃,只有一半红薯野菜一半苞谷面掺合着吃,不然就会断炊。那时业余生活也很枯燥,既没有电视也没有音响,连个小收音机都没有,打牌下棋,便成了职工们惟一的娱乐方式。就是在这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下,水文站的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白河站水位涨落急剧,最大涨率可达1.2米,最大流速可达6.0米/秒以上,涨水时河面上漂浮物很多,在船上测量非常困难,危险性很大。为了提高测洪能力、提高资料精度,1957年架起了汉江上的第一座吊船过河缆道,为了稳固测流的垂线又打造了两条连体船,职工们称之为“双舟”。所谓“双舟”船,就是将两条载重7吨的木船,用5根木头结在一起,两船之间有3米的距离,绞关安装在中间。它的特点是摆动灵活,定位快,大大缩短了测流历时,因此提高了测洪能力,提高了测验精度。在大江面前,水文人再次显示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1958年,上级号召要向记录水位、雨量自动化进军。白河站职工积极响应号召,准备在白河站建一个自记井,解决水位自动化记录和精度问题。水位自记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自记水位站还寥寥无几,汉江上也只有襄阳水文站在1953年建立了自记水位台,在1956年正式投产使用。要想在白河站建成一个自记台,在当时一缺资金、二无材料的情况下谈何容易。困难是吓不倒这些不怕苦、不怕累的汉江水文局职工的,他们经过实地勘察,认真研究,选好位置,制订方案,准备自己动手建立自记台。本着自己能干的自己干,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修旧利废,尽量节省开支的原则,为开工做着充分的准备。

水泥,在20世纪50年代是紧缺物资,不但本地不生产,即使在外地买到了运输也是极其困难的事。站上派职工胡念硎出去买水泥,他好不容易在襄阳买到2吨水泥,却找不到货车托运,只有到客运站跟司机讲好话,请他帮把水泥运到白河。司机被他的敬业精神感动了,同意将2吨水泥塞在每个座位底下,运到白河县。由于山路崎岖颠簸,等到了白河时有很多包水泥袋子都震破了,他心疼这点好不容易弄到的水泥,毫不犹豫地拿出背包里的衣服,脱下身上穿的衣服,把泼撒的水泥细心地揽起来,等到他回到站上时已成了一个泥人。

材料筹备齐了,水泥也运回来了,站上的职工热火朝天 地开工了。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即使在枯水期站上只剩下四、五个人也照样干。春节到了,白河站上的居民在喜庆的鞭炮声中除旧迎新,阖家欢聚,而我们的职工却在十五、六米深的井坑里挥汗如雨、挑灯夜战。遇到特殊的地质层时,既不能用铁锹又不能用炸药,只能用十字镐一镐一镐地挖,先后用坏了6把十字镐。经过四个月的苦战,一座只花了680元深达20米(不算地下15米)用来安装自记设备的“自记井”终于建成了。在这4个月当中,参加挖井的职工,没有休息过一天、没请过一次假,没有刮过一次胡子、没理过一次发,身上的衣服汗了又干,干了又汗,汗迹斑斑;手上的血泡起了又落,落了又起,最后成了一层厚厚的老茧,看到这座落成的“自记井”,大家早把这几个月来的辛苦劳累抛到了九霄云外,这就是我们的水文人!

就是这个水文站,在近半个世纪里,为丹江口水库、为南水北调工程,提供着准确的进库水量、含沙量,为丹江口水库、为南水北调工程默默地做着贡献。它虽历经沧桑,却在暴风雨中显得更加英姿勃勃,越战越勇。尤其让人难以忘记的是,面对1983年那场大洪水,它立下了汗马功劳。回忆起那场大水,至今历历在目。

当历史重新翻回到1983年7月31日那一天,我们仿佛又看到了瓢泼大雨不停地下着,凶猛的河水翻滚着黄色的巨浪,发着惊天动地的怒吼。白河站的职工接到陕西省防汛指挥部的最后一份水情电报,得知安康站当天下午五时流量要达到27500立方米/秒,大家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意识到这次的洪水与往日的不同。现已退休的汉江水文局老局长、原白河站的站长苏业助同志,立即把全站职工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要求大家以最快的速度立即投入与这次洪水拼搏的战斗中。

这是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训练有素的队伍。他们的口号是:“洪水涨到哪里,就测到哪里,一定要战胜洪水。”他们首先要搞的工作是增设水尺,因为这次的洪水来得陡、来得急,水位高,洪水一到,原来的水尺一定会淹在水下,因此必须赶在洪水到来之前把水尺接好,增设水尺的同志不顾风大雨大,扛着水尺、拿着铁锹,深一脚浅一脚地挺进在风雨中。其余的同志也都立即投入到转移资料、抢运仪器设备的战斗中,同时冒着瓢泼大雨,趟着水街挨家挨户通知白河县城的百姓迅速转移。

当晚大水已进了院子,可是水位仍在上涨,比预料的结果更为严重。“洪水就是命令”,这早已深深地刻在每一个水文职工的脑子里。大家加快了搬运的速度,在不影响观测水位、测流、取沙等工作的情况下,趟着水先后把300多个装有水样的盛水器、七、八百只杯子、天平、配电柜、流速仪、经纬仪、水准仪及大量资料从一楼、二楼转移到三楼。手碰破了顾不上包扎,衣服湿透了顾不上换,家里进水了顾不上回去,饭顾不上吃,水顾不上喝,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快!快!!快!!!一定要抢在洪水进屋之前把资料、设备转移完,不能让国家财产受损失,更不能因为仪器受损失而影响测流。由于大家齐心协力,当洪水进入办公室时,不但施测了30100立方米/秒的峰前流量,还将所有资料、仪器等财产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风还在刮,雨还在下,咆哮的河水在继续上涨着,水文站院子里的水已有1.5米深,有的地方水深达4米了,大家被迫退到三楼,院子里一片汪洋,居民的一只避难小船,成了大家在院子里通行的工具。

整个白河县城都泡在了水里,通讯中断了,他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但我们水文人,在洪水面前从不退缩,他们从不会忘记自己职责,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工作着。他们没有消极地等待,而是与白河县邮电部门和丹江口水利枢纽管理局电台联系,让他们尽快想办法,帮着把收集到的水文情报报到汉江水文局和有关防汛部门。

8月1日上午十时,经过一天一夜疯狂肆虐的河水终于减弱了它的威风,开始下降了,而我们的职工并没有因为河水的降落、洪峰已过而喘口气,他们又投入了清除院内、办公室淤泥的战斗中。

这次大水虽然使白河县城遭受了灭顶之灾,街面上成了一片废墟,但由于白河水文站及时准确的水情预报,不仅全县无一人死亡,财产损失也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同时为丹江口水利枢纽管理局的水库调度,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使其充分发挥了防洪作用,也为南水北调中线工作收集了十分宝贵的水文资料。

二、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汉江水文局对丹江口库区的观测研究,是从1952年开始的。虽然走过了漫长的50年,直到现在可从没有间断过。5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只是瞬间,可对一个人来说,却是他最有朝气、最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精力最充沛的时期。50年来,造就了一批像童中均、杨克城、钟国桢、苏业助、卢铭山、张继兰、张昌钧、陈华启等出色的水文科研工作者。他们用他们那一辈人特有的、对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和顽强拼搏的精神,为丹江口水库的观测研究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丹江口水库的观测研究工作中,从时间、广度、深度及所收集的资料和所提交的科研成果等诸多方面,都是国内外少有的。他们本着科学求实、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不但为丹江口水库的管理、调度、运用、以及南水北调的可调水质量、数量等提供了可靠的水文资料,而且为大坝的安全运行进行监测,及时地发现了坝下冲坑现象,使丹江口大坝得以及时补强,消除了垮坝的隐患。

(一)库区观测中的惊人片断

我们在动笔之前,采访了汉江水文局的前身原“丹江口水利枢纽水文实验站”主任童中均。童老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思维敏捷,记忆清晰,和我们侃侃而谈。

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童老,一直从事河道的测量、管理和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在南京观测队时,就开始了从九江到长江口河段的测量工作。60年代在长江委河道科工作,管理整个长江河道的测量、观测以及制定有关河道方面的规范。这个规范是长江委第一个规范,至今还在使用。

70年代初,童老调到了丹江口。他一来就从事河道的观测研究和管理工作,一搞就是15年。这15年当中,他潜心研究河道水文工作。凭着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严肃谨慎的作风,与河道队的同志们一起,从测量数据中有异常发现了坝下冲刷坑的蛛丝马迹。那是在1973年2月,汉江水文局组织坝下护坦下游河道测量,工程技术人员在其数据成果中发现有异样,经过与1958年1月所测千分之一地形图的相应断面作比较,发现大坝深孔段护坦下游水下有冲坑现象。为了更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汉江水文局又相继组织了多次测量,与1958年的地形图反复比较测算,发现在10—13坝段护坦下游的水下,已冲成宽约30—130米,长约150米,容积约为17.5万平方米的大冲坑,最深点较原河床已下切26米,最深点距坝轴线10米。经现场调查,右岸坝段下游老虎沟,原为一小石沟,已被冲成长约75米,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大坑,混凝土护坡内侧已被淘成巨大空室,上述冲坑冲出的巨石遍布坑侧和下游,其中最大的一块体积约为25立方米。测量结果使童老顿感问题的严重,他于1973年6月写了“丹江口大坝深孔下游冲刷坑测验演示文稿”,呈报原长江委水文局总工室。请求立即组织力量对护坦外缘脚基进行潜水摸探,以了解其淘刷情况。此事引起了水利部和长江委的高度重视。

1973年8月24日,原水电十局党委专门召开会议听取汉江水文局的汇报。议定:一、派潜水员下水实地观察;二、开展浇灌补强工作。在下水观察工作中,汉江水文局总工程师、原河道观测队的专业技术人员杨克城同志,为了收集实地冲坑的第一手资料,不顾自己从未受过潜水方面的专门训练,坚持与工程局的潜水员一起下水,进行实地勘察。勘察结果发现:沿护坦外缘向内,已冲出一系列淘洞,洞高2—4米,深3—4米不等,其中尤以11和12坝段下游突出的小护坦淘刷最为严重,它的三个侧面,已被淘空,测探到实况后杨克城同志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作为一个多年从事测量工作、并且有着相当丰富测量经验的技术人员来说,他深知这个隐患如果不是及早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1974年初,根据长江委和汉江水文局的意见,经过多次调查,仔细分析,最后提出解决方案。工程局决定抢在1974年汛前,对冲坑作围堰抽水处理,对被淘损的护坦和冲坑上坡,灌浇混凝土,予以加固。

施工完成后,经当年汉江的大水检验,在坝上水位157.70米,先后开启12个深孔和6个溢流孔,下泄最大流量18900立方米/秒,8天内下泄弃水总量约69亿立方米,经处理后的冲坑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1975年3月又施测冲坑固断和1/500地形,并将测得的资料进行研究,认为经过处理,护坦及原冲坑处保持完好,安全无恙。如果不是汛前及早发现这一隐患,果断处理,那么1974年大汛期间后果就很难设想了。

进入80年代后,汉江连续几年都是大水年,在童老的组织和参予下,冲坑观测从没间断过。自1973年至1989年间,此项观测已进行了20次,先后提交4个测报报告和2个分析研究报告。目前冲坑最深已下切50余米,但由于容积已向下游扩大发展,并已发展成两条大尾渠泄流,上首补强部位仍安全无恙。由童中均、杨克诚合写的冲坑研究成果报告,也于1991年5月荣获了水利部、能源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科学进步三等奖。这是对他们几十年辛苦工作最好的奖励和肯定。

童老凭着一辈子对河道工作的热情和工作中逐渐积累的经验,写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报告,当我们问他一共写了多少篇,他笑笑说没计算过。据我的了解,童老所撰写的不少论文在全国河床演变学术讨论会上交流,特别是《丹江口水库对下游河道及环境影响》还在国际大坝会议上交流,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

(二)水文战线名将济济

提到库区的实验,我们讲讲为丹江水库做出卓越贡献、蜚声国内外的泥沙界专家,原汉江水文局杨克城总工程师。

我们去采访时,刚好他手术后出院在家休养。我们不好意思打扰,他却不在意地说:“没什么,除了眼疾手术后还没恢复,看东西模糊外,说话还是可以的。”看着他那瘦弱的身躯,我于心不忍,他何止只是眼疾呢?为了收集到第一手资料,做好库区的河道各项水文资料研究,几十年的野外作业,使他落下了一身的毛病,除了关节炎、血吸虫肝职业病外,还患有结肠癌并做了截肠手术。

1937年元月出生的杨总,18岁就参加了工作。刚来长江委时,他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看到长江委知识分子成堆,并且多数都是从事科研工作的,他感到了自己知识的贫乏,他就拼命的学习文化知识,领导看他学习那么刻苦用功,就送他参加了长江委举办的地形测量训练班,训练班里大多数人都是大学生,惟有他年龄最小、文化程度最低。他感到了差距,所以学习期间他废寝忘食地吮吸着新知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训练班结束时他以优秀的成绩名列前三名。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上,都是兢兢业业、刻苦认真,不达目的不罢休,不出成果不罢休。这个学习班奠定了他一生工作的基础,他一辈子再也没有离开过测量队伍,没离开过野外工作。“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杨总为水文事业付出了毕生精力,我们问他在野外测量工作苦吗?他笑笑说,现在回想起来是苦,特别是跟现在的条件来比是相当艰苦的,但那时年轻,凭着体力好、热情高和对工作强烈的热爱,干什么都觉得有使不完的劲,也不觉得怎么苦。他说那时特别能吃苦,不光是男同志,就是女同志也一样跟我们爬山涉水。有时到晚上找不到住的地方,我们男男女女十几个人就挤在一条船上休息。冬天晚上的河风是刺骨的冷,在那条件有限、缺衣少被的年代,大家只有挤在一起,靠人体热量互相取暖,才能熬过寒夜。可大家从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第二天照样工作。从他的谈话中我感到爬山涉水这句成语不再是个干瘪的词汇,而是有着其丰富的内涵,它包括了三伏天在人迹罕见的深山老林攀援,在蚊虫密集的齐腰深的杂草中行走;包括数九严冬里单衣涉水,在冰天雪地里迎着凛冽的寒风立尺观测;有时还要提防野兽的袭击,苦累不用说,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这不是危言耸听,杨总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南水北调测量黄河时发生的一件事。他的儿子杨健子承父业,在测量时突然陷进了淤泥中,瞬间没到了胸部,就是在这样的危险情况下还是坚持测量完。杨总说测那淤泥滩他也知道危险,但他毕竟有三个儿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还有两个儿子,如果别人的孩子受到死亡威胁,他于心不忍。多么朴实的语言,多么崇高的境界啊!真正无愧世人对我们水文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精神的赞颂。

杨总现在是一个人生活。为了照顾杨总的生活和支持他的工作,他的老伴张老师事业、家庭双肩挑,操劳过度病逝了。笔者有幸在1998年张老师在世时采访过她。张老师说杨总这个人一工作起来什么都忘了,别说指望他帮你做家务事,就连自己的身体他都不顾了。张老师说,她生第一个孩子刚二十多天杨总就出差了,只有自己照顾自己。后来发起烧来,仗着自己年轻泼辣吃点药挺了过来;生第二个孩子时更惨,还在月子里,杨总去汉口开会,家里老大生麻疹,老二刚生下来几天就得了肺炎,送到医院抢救,而她又在月子里,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回家给老大做饭,就得把老二放在医院托人照看;在医院守着老二,老大就得东家放西家放,咋办,谁叫咱嫁了个干水文的人呢!更何况他们在外面也真是不易,劳累辛苦都不说,随时还有危险,能让家庭的困难烦他吗,自己能做的还是得自己做,能挺的还是得自己挺。

“孩子跟着我们也受罪,老大五岁就生煤炉子做饭,上街买东西,带弟弟,有时玩忘了,弟弟睡在外面也没人管。说到对孩子的学习教育,那更指望不上他。我是个老师,我的学生我不能不管,孩子也不能不管,晚上要辅导孩子学习,还要备课,一搞就是夜里十一二点钟。早上五、六点钟就得起床,把要做的家务抓紧时间做一做。上班又不能迟到,那里还有五、六十个孩子等着呢!带中学快班时,他忙我也忙,我加班加点连寒暑假都搭上了,他都不能帮我一下。他天天都忙,能忙到大年三十晚上,不叫他回来吃年饭,他都不知道哪天过年。”

张老师接着说1976年的冬天,她生病要做手术,可杨总在天河口测地形回不来。张老师正准备进手术室时,来人说,她的大孩子从一个高坎上摔下来昏了过去,她不能动,杨总又不在家,还是邻居把孩子送到附近医务室抢救过来的。当时心里说不出来是个什么滋味。那时工资少,家里人多,孩子的衣服、鞋子都是自己做,落了一身子的病,都是月子里没人帮忙,大冷的天还得自己洗尿布,一到冬天洗东西手关节就疼。

望着老伴带有褒意的埋怨,杨总抱着对老伴的愧疚笑笑说,那时就是这样的,哪里顾得上家呀,工作起来就拼命了。碰到腊月天,测量时要取水下卵石、下水捞水尺桩等,说下水就得下水。一次船搁浅了,我下水推船,上船后半天缓不过劲来。还有一次我出去找标,走到一个很陡的悬崖上时一脚踩空掉了下去,幸亏我一把抓住了崖石缝,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周围静悄悄的,手指都抠出了血,底下虽说不上是万丈深渊,但也有十几米深,万一掉下去不摔个半死也会摔成残废!自己拼着老命慢慢往上爬,等爬上来时身上一点劲都没有了。但我还是照样带队测量,没有时间休息。

我们问他干河道测量工作后悔吗?他爽朗地说道:“不后悔!那时人年轻,干劲很大,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毫无怨言,惟一后悔的是错过了几次考大学的机会;那次地形测量训练班结束后,我就边工作边补习高中基础课,后来又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学习班,已经学了三年,准备结业后报考武汉水利学院,可上级领导下令,所有党团员都不准走,要留下来参加长江流域规划建设,我就留了下来,这是第一次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1962年我考上了河海大学本科班,参加学习,我非常高兴,也非常珍惜这次实习机会,学了四年眼看就要毕业了,却来了文化大革命,只拿到了一个大专文凭;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2年组织上又送我到清华大学去学了一年。这是一个培养高层次泥沙专家的学习班,著名泥沙专家钱宁亲自给我们授课,当时虽然我已经四十多岁,但我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尽管很吃力,可我都克服了,坚持学完了一年的培训课程,拿到了结业证,这次学习使我的专业知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干起工作来真是如虎添翼。”

现已退休的老局长苏业助,在白河站当站长期间,凭着多年实践经验,对流量测验方法作了试验研究,1982—1984年为制定国家技术标准《河流流量测验规范试验》提供了依据;带领同志们开展了水位—流量关系单值化的试验。还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张昌钧是一位曾多次获得省、部级劳模称号的老同志,他是1953年参加工作的,到1987年退休前的34年中,在那个远离城市的偏僻山区长沙坝水文站里,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为南水北调搜集了宝贵的水文资料,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为了及时搜集水情资料,在大雪封山、交通断绝的情况下,他独自一人挑着六七十斤的设备仪器翻山越岭,步行二百多华里,将仪器送到测站。俗话说得好,远行无轻担,当他完成任务时,双肩已被磨破,穿在结了冰疙瘩草鞋里的双脚,已打满了血泡。

山区性河流暴涨暴落。在一次测流时,洪水最大流量达4720立方米/秒,风大浪急测船被冲走。为了避免其他人员的伤亡、仪器的损失,为了及时搜集到特大洪水的实测资料,他奋不顾身驾上小船搏击风浪、拼命追赶,终于在距险滩200米的地方追上了被冲走的测船,“要救船、要救人、要测到大洪峰”的信念,使他又一次战胜了艰难险阻,胜利完成测洪任务。

文革期间,张昌钧有一次回家探亲,眼看汛期已到,他在家呆不下去了。为了不耽误汛期的工作,在交通已经完全瘫痪的情况下,他断然决定绕道西安。经过三天的千里跋涉,冒着两派武斗的枪林弹雨,通过一道道关卡和架设着机枪的码头,经过一个个杀气腾腾、荷枪实弹的武斗分子刁难盘查,冒着生命危险,终于胜利回站,投入到汛期工作中。

张老长年在外业工作,夫妻分居,教育、扶养四个子女的任务不得不落在妻子那瘦弱的肩膀上。有一次爱人生病,他利用假日回去探望,步行约五六十华里,赶到家时天色已晚。半夜的雨声惊醒了他,一想到测站河水的特性,他住不下去了,毅然离开病中的妻子,连夜赶回测站,和同志们一道完成了测洪任务。

长沙坝站是南水北调库区最为偏僻的一个测站,地理环境差,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处处以身作则,脏活累活抢着干。他做职工的思想工作,总是以情动人,没有一点说教,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虽然他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但只要出山,挑运物资的事总少不了他,一双草鞋一条扁担,挑上就走。

多年来,他为水文事业无私地奉献着,默默地为南水北调工程搜集着资料。由于数十年的过度劳作,张昌钧同志疾病缠身,他不得不在1987年提前离开了工作岗位。虽然人是退休了,但是他始终关注着站上的工作,尤其在每年汛期,只要一有洪水到来,他绝对是坐不住的,不顾自己年老体衰,毅然地投入到测洪防汛的工作中去。多年的水文工作形成的职业道德,使他形成了视水文资料为第一生命的信念,他早已把抢测洪水期资料的重要性深铭在自己的脑海里,溶进了自己的血液中,并使之化作为水文事业奋斗终身的动力。

还有高级工程师钟国桢同志,凭着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深入实际,细心观察,勇于思考,发现了原湿绳改正公式中参数β的取值不甚合理,经过理论分析和大量实测资料的验证,修正了美国人的公式,提出了修正后β值,解决了水文缆道自50年代创建以来,由于测深偏大而测得流量偏大,使缆道不能投产的问题,并发表了论文《柔索悬吊铅鱼冲力参数β值的研讨》,被同行认为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性,该成果经国际标准组织明渠测量委员会讨论通过,于1989年7月以报告形式颁发。这是我国参加该组织以来,第一个由我国起草通过的技术文件,提高了我国水文行业的国际地位。由钟国桢同志主笔编写的《水文缆道测验规范》,由水利部作为行业标准颁发全国水利系统执行,并在国际上交流。

(三)杜鹃啼血

汉江水文局设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头之地,在这片热土上风风雨雨走过了50年。50年中,汉江水文局的职工为南水北调的开工进行前期工作,那一项项重大成果,付出的不止是心血和汗水,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说到库区的泥沙研究工作,汉江局谁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人,她就是我们局惟一的一位女高级工程师张继兰,她因长年积劳成疾,血吸虫晚期导致肝硬化医治无效去世。

一提到张继兰,水文局的老老少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在世时,因研究库区泥沙并取得累累硕果而闻名于大江上下。

1934年,她出生于一个在当时来说略显殷实的家庭,在她七八岁时,父母离异,从此她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母亲不得不靠给人家洗衣服、做衣服来维持生活,这样的生活条件塑造了她独立、坚强、永不服输的性格和贤惠、善良的品德。她1955年参加工作,1956年因工作需要,被调到了汉江水文局的前身原襄阳水文总站。从此便与泥沙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再也没有离开过丹江水文总站。

20世纪50年代中期,泥沙颗粒分析工作还处在条件不完善、设备欠缺、技术落后的阶段,许多工作几乎是从零开始。但年轻的张继兰以其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强烈事业心和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顽强意志,很快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泥沙颗粒分析技术,成了这方面屈指可数的专业技术人才。

水库蓄水以后,蓄洪要淤粗沙排细沙,那么大小不同的泥沙粒径配比是怎样的?它们有多少是悬移质、多少是推移质?历史上悬移质和推移质于河床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与洪水又有怎样的关系?它们的粒径配比之间又有些什么关系?泥沙的淤积对水库寿命有什么影响?……这一连串的问题,一个个疑点,都有待于去探索、去解决。如果没有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是无论如何不能坚持下去的。也正因为如此,她将毕生的热血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泥沙事业。

在长期的分析工作中,张继兰敏感地注意到常规的粒径计法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泥沙粒径越细则其分析料径就越会偏粗。为此她在组织职工完成繁重的日常分析任务的同时,对粒径计法、移液管法、比重计法、底漏管法等进行了大量的比测试验,不仅弄清了移液管法产生误差的物理机理“絮凝现象”,找到了消除其影响的解决办法,还在大量的对比分析中摸清了各种分析方法的优缺点,及其所适用的粒径范围,并从中确定新分析方法——“移液管法”。这种分析方法分析质量好,可作为其他方法分析的基准使用。为了推广并永久保存宝贵的试验成果,她将试验过程和所碰到的问题与解决办法写成详细的试验报告,提交给上级有关部门并公开发表;她还同时编写了移液管泥沙颗粒分析法的具体操作规程,使该方法在河流泥沙颗粒分析中迅速得到广泛应用。

移液管法应用研究的成功,增强了张继兰的自信心。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长江委水文局何嗣璋工程师首先提出短管浑匀沉降分析方法后,张继兰立即意识到,这是一种解决小粒径、少沙量沙样分析难题的很有前途的分析方法。于是她一次次向何工请教,了解短管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和要点,并请求承担该方法的试验分析任务,得到批准后,她非常高兴。她深知任何一项新试验分析方法不付出心血反复试验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是为了她深爱的事业,她愿做出这样的牺牲。

接到任务以后,她认真编写方案和操作规程,精心组织试验分析工作的实施。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由她提交的“浑匀沉降分析法试验报告”,终于在1977年全国泥沙颗粒分析会议上通过了审定,成了可以广泛推广应用的分析方法。

张继兰是一个永远都不想停留在原来水平上的人,她就像一个登山队员,在征服了一座山峰以后,又把眼睛盯上更高的山峰。

原来在混匀沉降法中的样品备制和分析过程上,需要进行反凝和分散处理,处理方法靠强烈均匀搅拌。反凝搅拌须5分钟以上,混匀分析抽样前须搅拌1分钟,少沙量吸管法每点须搅拌2次以上。在汛期,搅拌任务非常繁重,而每个人的打沙速度、把握时间、以及打沙棒提出水面的垂直度的控制,都是因人而异的,这必然会对其精确度产生影响。张继兰每当看到泥沙室的姑娘们,面对一排30多个1000毫升盛沙的量筒,一个一个挨排打过去,累得手都捏不住打沙棒,膀子也抬不起来时,她就在想如果有一个自动打沙机该多好!这个想法让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改进打沙的方法,提高沙粒分析的质量,让从事泥沙工作的人员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此,她吃饭在想,做事在想,走路也在想,人都想痴了。记得一次笔者到她家去,正好看见她在缝纫机上缝衣服,见我进来她高兴地说,你看这缝纫机的针头只要右边的轮子一转,联接它的杆子就上下动,我的打沙机不是可以利用这个原理吗?转而她又想到了街上修鞋人用的机器,便兴奋地拉着我的手说,走,你陪我到街上去看看。笔者被她那种为了工作而忘我的精神感动了,随她上街转了一大圈,终于找到了一个修鞋人。她蹲在人家修鞋机旁边研究了半天,并在人家的同意下把修鞋机摆弄了好一会。在回家的路上,她像捡到了宝贝一样兴高采烈,边走边说:“启发不小、启发不小。”

张继兰在付诸于行动时,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机械部分。她认真地阅读机械制图的有关书籍,翻阅大量的技术资料,而且天天往各家工厂跑,实地参观各种机器的机械结构,并了解其工作原理。当她听到同事告诉她,宜昌有个谢工是机械行家时,她就不辞辛苦专程前往请教。为了一个理论力学问题,她不耻于向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请教。在图纸上,她仔细地研究着机器零件的正面图、侧面图、俯视图、剖面图等等,精心地绘制着一张张图纸。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晚上已下班好长时间了,笔者看见她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就推门进去,只见她一付老花镜架在鼻子上,正专心地绘图,见我进来,便问几点了。我说你看天都黑了你还不下班,她看看天说,哟,真的是不早了,到我家吃羊肉去,我今天煮了胡萝卜炖羊肉。等我们到了她家一看,怎么一点热气都没有,炉子也是凉的,把锅揭开一看,一锅白花花羊油里镶嵌着如焦炭般的羊肉。她连说:“糟糕、糟糕,我本想中途回来看一下的,没想到竟忘得一干二净,真可惜!”像这样一干起工作就什么都忘了的事,在她身上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她都是这样忘我地工作着。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可年已半百的张继兰硬是凭着她那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永不服输的精神,啃下了机械制图这块硬骨头,攻克了这一难关。一副导轨式自动搅拌机的雏形跃然呈现在图纸上,并且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不断地进行改进,终于在1980年“移液管法分析自动搅拌机”成功投产。其性能可靠、效果良好。它的使用,大大地减轻了从事泥沙分析人员的劳动强度,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工作效率,特别是双管搅拌机的投产使用,提高工作效率50%。这一成果填补了我国泥沙颗粒分析方面的空白,全国十几家单位向汉江局订购,该成果在1984年获长江委优秀技术成果四等奖。

在完成“移液管法分析自动搅拌机”研制后,按说张继兰可以休息一下她那疲惫的身躯了,可她并不这样想,她要将自己30多年从事泥沙粒径分析的宝贵经验传给后人,她甘做人梯,她要让年轻一代站在自己的肩膀上,去攀登新的高峰。她开始撰写泥沙颗粒分析技术讲义,并在上级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下,先后举办了两期泥沙颗粒分析技术培训班,为我国的各重点水库、大专院校及各地水文总站培养了大批泥沙颗粒分析技术管理人员和操作能手。为此,她还在一次讲课的实践操作中,因学员操作失误,使她失去一节手指,但为了事业,她无怨无悔,直到她抽尽最后一根生命之丝。

这时张继兰在一次职工体检中,查出已感染血吸虫病,并且已过了注射血吸虫防疫苗的最佳时期,大家知道这一情况后心情都很沉重,纷纷劝她不要太过份的劳累了,要注意身体。长江委水文局领导和汉江水文局领导也多次劝她好好休息养病,不要再这样拼命工作了,可她只是笑笑而已,照样忘我工作。是她不知道累吗?是她不知道血吸虫病的严重后果吗?不是!要想弄清这个病的严重后果,对她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来说,是太容易的事了,她深深地懂得今后的每一分每一秒是多么的珍贵。血吸虫病使她的肝脏硬化,她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她还有一份心愿未了,那就是1985年水文局决定由她主持编写的《泥沙颗粒分析手册》还没完成,唯有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加倍的努力工作,才能了此夙愿。面对病魔,她不屑一顾,步步逼近的死神反而激励着她更加顽强地拚搏。她经常不顾肝区疼得额头汗珠如豆,嘴角、牙龈渗出的血丝,仍坚持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在1987年底,凝聚着她毕生心血的《泥沙颗粒分析手册》正式出版了,成了行业内人手一册的教科书、工具书。

付出辛勤汗水,必结出丰硕之果。张继兰除编写了《泥沙颗粒分析手册》外,还完成了有关论文,在不少刊物上发表。

陈华启同志是1956年水文中专毕业的武汉人。1962年分配到汉江水文局下属测站瓦房店水文站(该站后改为水位站)工作。这里也是库区比较艰苦的一个测站,水位自记台建在一座陡峭的山崖边上,自记井离水面有四五百米高。每次看水位时,他都要沿着那刚刚能踩下一只脚的所谓小路向上爬,一遇到雨雪天气,那个小路难走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站房孤零零地建在离水边有半里地的地方,周围没有一户人家,他在这里一干就是20多年。一个生长在武汉市的学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山,也从来没有走过山路。所以他刚一到那里时连路都不会走,年纪轻轻的出门要拄着拐棍,当地的老百姓看着他的样子就好笑。就这样他也从没叫过苦叫过累,默默地承担着水位、流量、含沙量的测验和报讯等工作。一到汛期,忙不过来时,他的爱人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就在1983年的4月1日,他去看水位时,一脚踏空,从四五百米处摔下来后,就再也没有起来。他的爱人没有工作,看到自己身边尚未长大的3个孩子悲痛欲绝。由于丈夫对工作多年如一日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她,使她深知看水位的重要性。她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接过了丈夫的班,在别人的搀扶下坚持把水位看完,换上自记纸做好记录。她深知只有这样做才能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

还有一位我们永远怀念的同志,他叫卢铭山。自从大学毕业以后,就分在汉江局从事库区的河道测量工作。从1979年开始,他就学习了用同位素测含沙量干容重的方法,来测量丹江口水库泥沙淤积的状况。他边学习边实践,为了能进一步熟练掌握这门技术,他到宜昌、到黄委研究所去学习先进技术。为了这门技术,他不顾同位素对身体的辐射,一心扑在工作上,每次他都是亲自到库区取水样。在1981年6月,由于在库区连续工作几天,疲劳过度,在库区4号断面上浪河口处不幸掉到了水里,因公殉职了。

我国有个“杜鹃啼血”的民间故事,我局许多科研成果就是张继兰、陈华启、卢铭山等同志的啼血之作,生命之作。

还有刘家启、李万义同志,他们的子女就是因为跟着父母长期住在远离城市、远离人群的测站,涨大水时去上学,掉到水里淹死了。那句“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话,就是对我们水文人的真实写照。

(四)管好这库清水

凡是到过丹江口的人,不去参观小太平洋是一种遗憾。那宽阔的水面一眼望不到边。库水碧绿清彻,水里映着朵朵白云,使你感到水更碧,天更蓝,水天一色。如此时你站在船弦上,看着船尾犁过水面,平静的水面翻着白色的波浪,细细的水珠抛洒在脸上、身上,偶尔再有几只江鸥贴着水面飞过,真如置身于无边的太平洋中。到过小太平洋的人都会情不自禁的赞叹库区的环境幽美,水清、水甜。库区的水质如此清澈甘甜是与水文人对她的日夜呵护分不开的。

汉江水文局对丹江口库区的水质监测,最早要追溯到1958年4月,也就是说在1958年9月丹江口水库动工兴建前的4个月,水文就先行一步开始了水质的监测工作。那时虽然条件艰苦,设备简陋,但水文人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在进库站白河、出库站黄家港、丹江白渡滩及下游襄阳、支流郭滩、新店铺六站开展了水质化学分析工作。那时不仅是长江委、汉江局,就是整个国家都是在建设时期,百废待兴,国家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分析室也是从有限的几间办公室里挤出来的,由于没有排气的设备,难闻的化学试剂的气味无法排出室外,操作人员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不得将这污浊的空气吸入体内。他们冬天在江河里取水样,必须把衣袖高高地卷起,把手没在水下五公分处取水样,手和小臂冻得通红生疼,照样要坚持工作。没有取暖设备的办公室也并不比室外暖和多少。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分析完水样以后,双手还要泡在冰冷的水里刷洗分析器具,手都长了冻疮,并且溃烂流水。然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份份高质量的水样分析资料诞生了。

随着工作的开展,在1959年1月,我局又增加了南河、谷城、堵河及黄龙滩共8个站的水质分析。丹江口大坝建成以后,于1967年开始蓄水,1969年我局便开始了在坝前断面取样分析。1980年又增加了大坝下游白家湾、观音阁、小清河口、唐白河口等4个断面的水质污染分析。分析项目也从一开始的水常规分析,到现在的酚、氰、汞、砷、铬、铜、镉等有毒害物质的分析。分析断面不断地增加,分析的项目也在不断地增加,这样给监测中心的职工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但是为了南水北调工程,为了首都和广大华北人民早日喝到优质甘甜的汉江水,同时也为丹江口水利枢纽及建库后提供基本资料,汉江水文局监测中心几十年来做了大量的监测、调查等基础工程,为南水北调中线工作环境影响评估,提供了准确的第一手资料。近年来为了进一步论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可行性,又对丹江口水库及支流进行了多次水环境调查与监测。

1993年汉江局与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合作,对丹江口水库两岸边的主要城市十堰市的排污口神定河、远河、浪河、分别进行了三次水量、水质同步监测,并按8月丰水期、10月平水期、12月枯水期进行施测,分析水质项目22项。同年9月,又对汉江库区八个断面和丹江库区五个断面进行了底流、土壤监测,分析11个项目参数。

1994年1月、3月两次对丹江口库区进行了水文水质的同步监测。为了完成丹江口水库及支流水库监测工作,汉江水文局于1996年对库区大石桥、老灌河、白渡滩、陶岔四个断面进行了水质监测。

根据多年来监测资料表明,丹江口水库因其水量丰富、库容量大、稀释自净力强,多年来水库水质除个别河段个别项目为地面二类水标准外,其他河段及大部分项目均为地面一类水标准,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理想水源地。

由于汉江水文局水质污染分析工作开展比较早,有近50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有着分析技术水平高超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完备的精密分析仪器,使汉江局水质环境中心具备了监测汉江两岸水质的能力,具备了处理突发事件和打硬仗的水平。

2000年国庆节的前夕,丹江口人早已做好了度长假的准备,有的想回老家看一看老人,有的想陪孩子出去旅游,或去公园玩一玩,以弥补因工作忙不能陪孩子玩而留下的遗憾。

街上到处张灯结彩,市场上人流如织,散发着浓浓的节日气氛。就在这时,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来。9月29日凌晨2时50分,一辆装有10.33吨、浓度为33%的液体氰化钠罐装车,行驶到312国道陕西丹凤县铁峪铺花庙村时,翻入路边武关河内,此点正处在大坝上游,距丹江口水库大坝上游250余公里,毒品泄漏溶于水中并向丹江下游流去。一份紧急事故报告电传至北京中南海,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如不及时采取措施,氰化钠一旦流入丹江口水库并汇入汉江,汉江两岸几百万人民的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后果不堪设想,这对于祖祖辈辈吃丹江水、用丹江水的两岸人民,对以水质好而闻名的丹江口水库来说,犹如落下一枚即将爆炸的重磅炸弹。

丹江口市电台在当天滚动播出让居民贮水的通知,这更增加了人们心中的恐慌,一时间人们争相购买生活所需的饮用水、蔬菜等生活物资。街上各大小商店人头攒动,矿泉水、纯净水几近脱销,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搅乱了。

消息传到汉江水文局时,局里正在举办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班,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汉江水文局党委书记、局长章厚玉的讲话,大家从他严峻的表情上感到肯定有重大事情发生了。果然,局长接完电话严肃地告诉大家,电话是丹江口市委打来的,要求汉江水文局主要领导速到市委参加9.29重大水污染事故监测施救紧急会议。同时长江委水文局罗钟毓总工程师的电话也打了过来,“陕西境内丹江支流武关河处发生一起剧毒泄漏事故,请做好丹江及水库的水质监测工作”。

局长参加完市委紧急会议后立即向职工们进行传达,通报了“陕西省丹凤县人民政府关于“9.29”重大污染事故的情况”及朱总理的指示,此事非常重大,应该认真研究、妥善处理,防止发生严重后果,章局长沉默了,窗外的雨还时断时续,沉闷的天气增加了他心头的沉重,他清楚地意识到,10.33吨的剧毒氰化钠给汉江两岸人民带来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对沿江两岸人民及丹江水库的危害有多大,从远处讲它还关系到南水北调往北方调水的水质。作为鄂西北惟一一家通过国家级计量认证的汉江水环境监测中心承担的任务是什么,责任有多大。经过仔细思考后,局长召开局领导班子及相关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局领导及水质室的赵主任和有关技术专业人员对照汉水流域图,注视着事故发生地到丹江水库这一河段,就如何进行有效跟踪监测和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冷静分析与思考,果断制订了一套周密细致的监测方案,决定立即跟踪监测污染水体向下游流动的速度,以便有关部门能及时采取措施。

在这期间各种信息也不断传来,丹江口水库区域沿途已被戒严,人畜禁止用水,出现人心惶惶的局面。汉江水文局为确保监测的万无一失,下午汉江局又召开紧急会议,着重就加强库区进出口监测进行布置,决定从坝下调用两艘测船,到库区巡回监测。

汉江水文局各有关部门的同志们自觉地放弃休假,来到办公室紧张周密的做着各项准备工作,直到深夜,车辆船舶、仪器设备、物资器材准备完备。水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无声地集中到分析室,各自将自己所要分析项目应该使用的器具、化学试剂准备好,并反复检查,以免疏漏。

9月30日,天还没亮,雨还在下,丹江口市的人们大多数还在睡梦中,汉江水文局水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则冒雨乘车向出事地点进发了。

汽车在公路上迅速地奔驰着,工作人员无暇欣赏山路两旁烟雨朦胧、若隐若现的群山美景,人们心随着飞奔的汽车急速地思考着出事地点的水到底污染到了什么程度,是否对两岸人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了威胁。飞驰的车轮还让他们还觉着慢,恨不能插翅飞到那出事地点。

汽车行驶了5个多小时,终于到达荆紫关,采样人员来不及喘口气、喝口水,立即投入到采样的工作中。上午9时,此点第一批采样开始,每小时采样一次。另一批采样人员在荆紫关下游约40公里处的丹江大石桥处布下阵来,同样坚持每小时取样一次。等把首批两地样品现场处理完毕,已到晚上7点多钟。

水环境中心的王冲在送走取水样的人以后,为了观察水面的水质变化留了下来,以便24小时观测,并坚持每小时取样一次。大石桥这个地方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离它最近的镇也有四、五里路。为了不错过观察时机,王冲来不及回到镇上去做短暂的休息,独自一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在寒风秋雨中熬到天亮。因为对一个长期从事水环境监测工作、有着丰富现场经验的技术人员来说,他深知水面的变化预示着水质的变化,如能观察到水面上有死鱼漂过,说明污染水已下来了,这样就可以及时地发出警报。

由于断面分散,测点较多,不能在现场进行结果定量分析,其他人员要马上回程,大家顾不了饥饿疲劳,终于在凌晨1时将第一批水样迅速送至汉江水环境监测中心。监测中心内灯火通明,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分析人员身着洁白的工作服早已严阵以待,接到水样,他们立即按照分析规程,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分析工作,加试剂、蒸馏、恒温等一步接一步,一环扣一环进行着。又一个不眠之夜,至10月1日凌晨6时,第一批水样检测结果出来。检测结果表明,9时荆紫关河段氰化物含量达0.008毫克/升,10时为0.005毫克/升。随后12时至18时,氰化物含量逐步减少,均低于0.004毫克/升,该河段为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三类。大家着实地松了一口气。

阴雨蒙蒙,天还没亮,长2400余米,高70余米的丹江大坝像一沉睡的巨龙横卧于两山之间。水库枢纽管理处得知监测船需进入库区进行监测,操作人员早早到岗,为测船升吊过坝大开绿灯,一切手续从简。停泊在坝下游的水文测船由升船机托着徐徐升起,越过大坝进入库区,前往丹江入口处白渡滩,进小太平洋出口台子山水域进行跟踪监测。测船开足马力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飞快行驶,将水面犁出两道白色的绸带,绸带不停地翻滚着。细细的雨丝与水面相连,江水共长天一色,薄雾缭绕,犹如仙境一般。要是在平日不知有多少游览的快艇,打鱼的小舟,荡漾湖面,今日却很少见,烟波浩淼的湖面只有肩负使命的测船。到达监测水域,监测人员迅速忙碌起来,按不同水面层次一个测点一个测点、一个断面一个断面紧张地进行着取水样、测水温、测PH值。到下午5时,完成库区第二、第三批的外业取样。紧接着样品运抵监测中心投入分析,很快分析结果得出,并将监测结果迅速向上级和当地政府通报。

当日上午,汉江水文局章厚玉局长及总工郎理民出席了在丹江口市政府召开的“9.29”事故监控情况碰头会。在会上,章局长就汉江水文局对事故所采取的紧急措施和监测情况进行了通报,并提出了下一步监测方案和要采取施救的措施。他表情严肃但神态稳重,措辞贴切,提出的监测方案得当,令与会者信服,得到市政府的认可,这一切顿时使与会者情绪稳定下来。回局后他又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根据9月29日至10月1日监测分析情况及污染物下移速度决定调整方案,由原来固守断面按时空分布取样方法转为沿丹江水库入口到出口主流处,每隔2-3公里取一次样,以便了解污染物下移入库后,丹江水库水质的整个变化情况。

已经连续工作三昼夜的监测人员,又检测到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第六批的监测成果。这一批批监测成果,凝结着大家的辛劳、汗水,凝结着全体水文人对汉江两岸黎民百姓的一片真爱和对国家的高度负责的精神。总工程师郎理民对整个监测技术工作做了周密细致布置,并亲自到现场指导;监测中心副主任赵文耀里里外外一把手,一连几天没有睡个好觉,从制订监测方案到每一步监测实施,一直到每个监测环境,都操尽了心。监测中心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样,克服家庭困难,坚守岗位,不分昼夜,不辞辛劳,认真仔细,对分析过程精益求精,出现许多感人之事。整个监测工作在团结协作、紧张有序的气氛中进行。

由于汉江局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及时为地方政府处理水污染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避免了丹江口水库停止供水对工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避免了停止供水对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避免了库区几十万水产品转移,据初步估算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千万元。

新华社、地方电台、电视台播告,根据长江委汉江水环境监测中心监测的资料,库区水的氰体物含量小于国家规定饮用水的标准,恐惧不安的汉江两岸人民及时得到了平安的消息,连续奋战了几昼夜的汉江水文人,终于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天空放晴,人民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街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巍巍的丹江大坝像一个威武的战士守护着一江碧绿的湖水,犹如守护着汉江两岸人民的生命水。驻守在丹江口市的汉江水文局也默默无闻地为南水北调水源地的水质进行着长期的、严密的监测,任劳任怨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犹如汉江忠实的守护神。

三、浪的接力

自从上个世纪中叶,毛泽东主席提出南水北调宏伟构想后,长江委人就按着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这个构想,开始绘制宏伟的蓝图。50年来,一代又一代长江委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肩上的重任,为南水北调工程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老将志在千里,新人层出不穷。

南水北调中线方案的源头就定在汉江入口处陶岔,汉江水文局的职工在长江委的整体布置下,从50年代就开始收集各方面的资料,为南水北调工程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水利部下文指定由长江委负责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规划,1983年国家计委正式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规划列入国家“六.五”规划前期工作重点项目。1991年9月,长江委提出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规划报告》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如此浩大的工程,长江委要求汉江局一个月内提交工程沿线所经13条有代表性的河流交叉断面的各项水文资料,并且要在提交原始测量成果和分析成果的同时完全保证质量。

凄风冷雨中队员们沿着泥泞的小路,来到了测验断面。赶路走出了满身汗,被河风一吹,冻得人直打哆嗦。队员们顾不上这一冷一热的变化,开始了测量工作,整整一天下来,落汤鸡一样的测量队员们又饿又累,莫说几位老同志,就连棒小伙子们也一个个累得精疲力尽,回到住宿地,好多人澡也顾不上洗就瘫在了床上。

4月21日上午,测量队员们来到了被诗仙李白称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黄河岸边。远远望去,但见黄沙黄水,滩槽一色,苍苍茫茫无边无际,长江儿女第一次领略了黄河的浩瀚和神韵。

这里的河段,宽达9.5公里。无论是在十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还是在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交叉断面附近的水下地形都是一片空白。因为在这里施测水下地形实在太困难。不可思议的剧烈的冲淤变化,孕育了黄河道上变化莫测的险滩和泥沼,还有令人心悸的岸崩,常常一下就崩塌数米宽。大片的黄土“呼”地一声坍下去,转眼就被卷着巨舌的激流吞噬得无影无踪。那情景令见者不寒而栗。老天爷也在勘测队第二阶段的工作时继续施威不止,连日大风在烈日下愈刮愈猛。风力常常达到7级甚至8级,这给测量工作带来的困难比第一阶段的连日降雨更大。

无论多么困难,这次测量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无论是汉江水文局在上级领导面前立的军令状,还是北国人民对调水热切盼望的目光,都使队员们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负责水准引测的陈祥生等4名队员胆大心细,凭着娴熟的测量技术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在这危险万状的黄河岸边一步步把水准标点引测到了断面上。即使外行也不难想象,身体已经比平常虚弱了许多的测量队员们忍饥挨渴,在烈日下、大风中测量的艰难情景。每一次扶稳3米长的水准尺,在100米距离内读出一个误差不超过3毫米的正确数据是多么不容易,况且还有一个岸崩的幽灵阴影笼罩在身旁。

危险岂止是岸崩!

23日下午,主槽右边的第2条串沟的测量工作正在进行,激光经纬仪操作员胡祖平观测完水边点后,扛标牌的杨健等挽起裤腿就下水。这里水不过膝,刚才的一条串沟就是这么趟水测的,这么窄的小沟船也不好开进来,只能趟水测。可小杨刚趟出不多远,突然就觉得脚下一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整个身子齐胸陷进了淤泥中。

走在最前沿的张孝军一看不好,赶紧过来要拉他。这时的小杨很快稳住神,当泥水陷到胸口时,他感到脚底已触及到了硬实层,这可能是下一层泥沼的表皮,一旦把这一层踩空,淤泥将很快没顶。他对张孝军镇静地摇摇头并举起标牌说:“叫小胡快测!”

由于队员们彼此配合默契,这一点很快测完,张孝军才拉起小杨上岸,二人尽管已站在紧靠岸边处,可水也没及腰部。岸上其他队员们见此情景,惊得直伸舌头。

黄河滩上的一个星期里,队员们差不多每天都是玩命地拼过来的。从清晨到黄昏,往往连啃点干面包的工夫都没有。烈日、大风,使得体内水分消耗特别大,队员们水土不服,好多人在工作时都累得眼冒金星,鼻孔流血。

让队们员们永生难忘的是那次施测黄河北岸洪水痕迹和岸上部分断面。8名测量队员一大早就渡过黄河,展开了艰巨的测量工作,等他们测量完,已是当天晚上的8点钟了。队员们忍着腹中的饥饿,迎着黄河滩上呼啸的北风,扛着仪器测具,拖着沉重的双腿来到水舟桥上临时帐篷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饥饿、寒冷、劳累、困倦包围着他们,他们不得不求助于驻扎当地的舟桥部队的战士们把他们送过黄河。当战士们听说这些人们是为了南水北调而远离家乡、远离故土,来到这里进行测量时,都非常感动。子弟兵冒着“自古黄河不夜渡”的危险,连夜送他们过河。由于黄河险滩密布,沟汊纵横,加上夜晚看不清航道,冲锋舟误冲上沙滩,导致机械故障而无法行驶了。张孝军、王荣新、刘伟林、胡祖平四人只得返回原地,挤在战士们窄小的行军床上熬过一夜。

肖天国、高玉杰、陈祥生、钟勇他们这一组虽然过了河,但体质较弱的钟勇实在拖不动自己那如灌了铅的双腿,他疲惫地坐在地上说:“我今天实在是走不动了,你们把东西留下来空手走吧,我就在这里守到天亮。”其他3人无法,只有解下沉重的负荷交给他,又拖起沉重的双腿向12里远的勘队驻地走去。

在测滹沱河时,夏定华、刘伟林负责放断面。一大早他们扛着仪器、测旗、标杆、水准尺等来到了勘测地对照20世纪60年代的地形图很快找到了交叉断面的左岸起点。可等他们选好理想的固定标点架好仪器、要对准垂直于河道方向施放断面时,不禁茫然发问:滹沱河,你在哪里?

由于河道长年的干涸,当地农民充分利用了这片土地种上了庄稼、树木,根本看不到卵石或沙质的河床,更无法判断主泓道在哪里。这使他们对“岸堤”发生了错误性的判断,给施测带来了预想不到的困难。对“岸堤”错误的判断,他们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千米长的基准线,两个小伙子往返两次测量,每人总共要奔跑七、八公里的路程。当他们发现这一错误时,俩人体内仅存的一点点力气已荡然无存,身体好象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全瘪了下来。饥饿、疲劳,干渴忽地袭上身来。就这样俩人硬是拖着满身的疲惫,互相鼓励着要“发扬拼搏精神”,把线放到了右岸边上,以便确定全断面偏移量,并做下标记,以便明日校正断面方位。

此时让他们在按原路返回去实在是太困难了。他们来到一个小车站,准备乘车回驻地,可售票员小姐看着他们这身打扮,死活不让他们上车,满肚子的欢喜一下子又成了泡影。他们俩个又饿又累,小刘还流着鼻血,对他们来说,拖着沉重的双腿,再走20多里的路程真是难乎其难。幸亏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好心拖拉机手,捎了他们一脚,二人总算得以返回驻地。

5月3日,当勘测队一组来到北京西郊的拒马河畔时,于“五·一”先期抵达的二组,已完成了拒马河的查勘工作。4日上午勘测队有关领导召开会议,总结了前两个阶段的工作,分析了拒马河支汊多、河势复杂而且风沙不断的实际困难后,认为勘测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队员们体力不支。

此时远在武汉的总局打来电话要求,立即将已经勘测完毕、已分析整理好的成果飞送武汉,而且务必于5月10日前完成全部勘测任务,以保证下一步规划设计工作能按计划进行。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根据上级指示,队委会很快确定了会战方案,并立即动身带领全体队员分赴各处工作点。于是,正在互相倾诉两个星期来的苦与甜、欢乐与辛酸的两组勘测队员们,只好互相鼓着劲,又携起手来投入到全面施测拒马河的战斗中。

又经过4天紧张的外业施测和内业分析整理,5月8日,长江委汉江水文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文勘测任务胜利完成,提前两天拿出了设计所需要的13条河流的水文勘测资料,队员们终于顽强地挺过来了。分局领导28天来一直紧绷着的脸也笑开了,队员们更是欢呼雀跃,大家幸福地聚会在一起,为这历尽艰辛、来之不易的胜利举杯畅饮。

短短28天,这支28人的勘测队伍在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交通、通信设备落后、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工作环境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发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吃大苦、耐大劳,行程4000公里,在1200多公里的漫长战线上,完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所经13条河流的水文勘测任务。经上级有关部门审查,所有成果质量一流,符合技术要求。为此,总局领导给克服重重险阻、圆满完成此次重大勘测任务的汉江水文局领导和职工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是啊,这次勘测的成果是一流的,为它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它是汗水浇开的胜利之花,它是心血凝聚的成功之果。

为了它,年近花甲的刘主任忍痛离开已患严重肝硬化的老伴,拖着瘦骨嶙峋的身体,挂帅出征。28天中,他辛苦操劳,合理分工,果断决策。每次外业勘测他都亲自参加,现场指挥,深受队员们敬重和信任。

为了它,长期住院治疗的胡科长抱病远征。白天他同大家一起外出勘测,晚上,他总是分析成果到深夜,勘测队一组提交的全部内业成果,差不多都经过他审核,有人叽笑他:“要钱不要命”,这话只能算对了一半。他的确把老命都豁出去了,但决不是为“钱”!

为了它,烈日下、大风中的黄河岸边,已彻夜未眠的杨总翘首北望6个小时,为昼夜未归的渡河测量勇士们默默祈祷,直到看到他们平安归来才如释重负。经过28天的勘测,一向精神矍铄的他黑瘦得判若两人。

为了它,远征的勘测队伍里没有职务高低、分工的不同,一切服从工作需要。风雨中的白河滩上,堂堂水文局的高级工程师余开金不顾自己被雨浇淋,毅然用自己的雨伞为测量仪器和观测员遮挡风雨;身为工程师的胡念硎、荣凤聪及水文硕士方春明甘愿扶水准尺,扛测量牌,干一位普通测量工人的工作。

为了它,被外单位以知识分子相称的队员们要忍受因某些人不理解而给予的屈辱:胡念硎曾被一守桥民兵手持冲锋枪瞄准,喝令在烈日下长距离步行往返;肖天国曾被旅店服务员视为乞丐而拒之门外;还有前述的小夏、小刘被乘务员逐下汽车等等遭遇,要知道受人羞辱的滋味比艰苦和劳累还令人难受十倍!

为了它,年轻的张孝军带领测量小组从凌晨直到深夜长驱200多公里,仅仅为复测一个不合格的断面测点;年迈的胡科长在勘测队一组已宣布测完淇河就要离开时为一个可疑的洪痕点,他红着脖子据理力争,让全体人员都留下参与重新调查、研究历史洪水痕迹。事实证明他的怀疑是正确的,并因此保证了成果质量。

为了它,勘测队员们在巅簸的大篷车上吃饱了灰尘,吐出的痰就是一团泥浆;为了它,年轻的勘测队员刘瑞斌跳进刺骨的河水中,施测水下断面达半小时;为了它,有的队员辞别了蜜月中的爱妻,有的队员离开了重病中的亲人。

这是赤诚的奉献,这是挚爱的升华。为了给北国同胞送去生命之泉,为让中华民族在21世纪腾飞,为了几代水文人的崇高理想、数十年的期盼,他们在南水北调的伟大事业中谱写了一曲曲震撼人心的奉献之歌。

这是我们水战线上的年青一代,他们中有的正在成为中坚力量。

夏定华同志是汉江水文局一位比较年青的副总工程师,1981年11月毕业于长江水利水电学校。当时局领导想把他留在政工部门工作,他却主动要求去艰苦的测站。他从小就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父亲一言一行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觉得只有走出机关,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人生才更有意义。因此,他不图安逸、不怕困难,坚决要求到水文观测第一线去,并且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长沙坝水文站工作。长沙坝水文站远离人烟,远离城市,像个破庙,但由于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一切对他那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没有一点冲击。

也正是有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使他感觉到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沙滩都是那么美好。他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因此他像久旱逢甘露的禾苗,把根须深深地扎进土壤里,拼命地吸吮着养份。第一年他除了看水位外,还担任取沙测流,不管是哪一项工作,他都是那么认真仔细地去做。由于他工作勤奋努力,到年底就参加了站上资料的定线整编工作,第二年在站上就担任内外业的主测工作,第三年被任命为副站长,21岁的他是当时汉江局最年轻的站长。

我问他,你当时感到那里苦吗?,他真诚地说,现在想想那里的确很苦,但当时凭着自己的满腔热忱一点也没觉得苦。惟一不满意的就是文化生活太贫泛了,站上订的日报,等到了手里时早就成了“周报”甚至“月报”。为了能对山外的信息多了解一些,不至于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他自费订了几份报纸和杂志供大家阅读。他还说当时自己年轻,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而且站上大多数也都是年轻人。他走上领导岗位后,为了能使大家在工作之余充分释放多余的精力,组织站上的职工在夕阳下的沙滩上比跳高,比赛跑,然后跳到水里游泳。他还利用站上的废钢管、废缆绳做了一副单杠,用水泥浇筑了一对哑铃,在总站领导的支持下,把他们原有的旧乒乓台修整好了。站上的年轻人,早上起来时,吃完晚饭后,总要上去扑腾一阵。他说,当时总站给我站上配了一部小型的收录机,这在当时,不光是偏远的测站,就是在机关也没有几个家里有的奢侈电器。没事的时候大家跟着录音机嚎上几嗓子,心情特别舒畅。当时别说没感到苦,相反地总有一种优越感,这不知道要比当地百姓的生活好多少呢!我被他那幽默的语言、对生活充满的激情深深地感染了,但仍有不甘心地问道:听说站上一年里有大半年吃不上新鲜蔬菜,生活过得惯吗?他说这倒是真的。“我到站上的第一年,春节时职工大部份回家探亲去了,我留下来守站。正是冬天,也买不到新鲜蔬菜,吃饭的确成了问题,后来我看见在厨房的墙上挂着一串像干烟叶的东西,用手一碰那叶子就成了碎末,别人告诉我那是晒干的白菜,我想就是它了,只要是菜就行,于是我用水泡了以后炒着吃。就是这种菜也不能奢侈地多吃,一次只能吃那么一点,那也没觉得怎么苦,因为心思不在生活上面,反而生活得有滋有味。”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感激。也用这种激情带动了全站的职工,使他站上的年轻人成了一群生龙活虎、具有凝聚力和强大战斗力的集体。在他的带领下,该水文站曾多次荣立集体二等功。

为了进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在1983年夏定华报考了河海大学函授大专班接着又上本科。1989年本科毕业后就调到总站技术科负责测验组的工作。这几年的文化知识补充对他来说如虎添翼,他把所学到的知识用到了工作中,同时在以后的工作中也充分地展示了他的才华。

夏定华是一个非常善于动脑筋的人。早在1989年,他跟钟国桢同志搞单值化分析时,感到水位流量关系单值分析数据处理工作量十分庞大,他就动开了脑筋,想到如果能编一个处理这些资料的程序,用计算机去处理,那该能省下多少时间呢。有了这种心思就成了他吃不下睡不着的心病,他翻书本、查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面前,任何困难也得低头。他终于编出了适用的《多功能水位-流量关系单值化分析数据处理软件》(IBM-5550机用)。这个软件不但解决了水位-流量关系单值化分析庞大的数据处理问题,还能根据各水文测站的不同情况,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分析,以找出水位与流量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存在的单一关系;还可以用任意两组或多组资料间的参数进行统计分析、联系解算;可进行不同时段年、月等各项水文特征值的统计、分析。从此他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中只要需要的,他就要千方百计地去研究开发适用软件。这些软件不但解决了工作中繁琐、大量的资料计算处理,还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资料的精确程度,有的程序被兄弟局拷用。他为南水北调前期资料的收集做出了较大的贡献。1984年夏定华被水利部评为全国水利系统先进个人。

侯家合同志,1977年毕业于长江水校。自参加工作以来,他一直都是在比较艰苦的测站工作,他总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服从组织分配。由于他所去的测站都是比较艰苦、交通不便的偏远测站,她的前妻就是因为生小孩大出血得不及时治疗而死亡的。他把这些悲痛强压在心底,以一个男子汉的刚毅一次又一次地和洪水搏斗着。

1998年8月汛期,侯家合同志和长江中下游人民一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令人难以忘怀的特大洪水。当洪水来时,镇上的居民在政府的统一指挥下,都撤离到安全地带,惟有他和妻子还留在水位站上。镇领导知道这一情况后,亲自跑到站上劝其撤退,并严肃地告诉他:“鉴于上游15公里处的熊河水库水情危急,水库副坝随时有引爆泄洪的可能。”他听到这番话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自身和家人的安全,而是想到的是:“若上游水库引爆,不仅水文站不复存在,而且我和我的家人也将遭受灭顶之灾,跑有何用;若不引爆,这里宝贵的水情资料又如何能够测得到,如何能使防汛部门和上级有关部门得到可靠的第一手资料?”重大的责任感使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面对妻子、面对镇领导,他坚定地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水文工作者是防汛的耳目和哨兵,党和政府对抗洪抢险的正确决策离不开我们的水文资料。洪水就是命令,洪水就是战场,我的天职就是坚守阵地,抢测洪峰,向上级及时提供水情资料,我怎能在这最需要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刻离开,那我就成了可耻的逃兵。”他再一次感谢了镇领导对他全家的关心,只是把自己年仅7岁的女儿托付给了他们,他的爱人在此时也坚决要和他一起留下,真是生死与共的患难夫妻呀!

到了下午2点,咆哮的洪水一浪高过一浪。站上通往镇上的惟一通道苏区桥被冲跨,通讯照明线路设备也随之被洪水吞噬,水文站与外界交通联络已完全中断。与此同时他和爱人也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他将站上仅有的一件救生衣和一只汽车轮胎拿出来,把轮胎充上气套在了爱人的身上,自己则准备了一捆绳子,一把菜刀,以备水文站被淹时自己将绳子做为安全带爬到树上,用菜刀刻下洪水的痕迹,待洪水退后再测算出水位和流量。

就在此时,自身都处在非常危险境地的侯家合同志,突然发现上游水面漂下来两个人,这两个人之一边大声呼救,边在洪水中拼命地挣扎着,在水里沉沉浮浮,随时都有被卷进漩涡的可能。此时侯家合顾不得自身和妻子的安危,从妻子身上取下轮胎顺着已被淹没的河堤,不顾深浅地向水中的两位求救者狂奔去。他深知这是在与死神争夺生命,要赶在洪水把那两个人冲下来之前,抢占有利抛出轮胎的地形,不然错过这个时机,这两个人可能就没有命了。他边跑边向那两个落水的人喊着、打着手势,指示目标。他的举动给了落水人极大的鼓励,俩人拼命向他指示的方向游来。当他们游过来时,侯家合将轮胎抛了出去。当他将轮胎抛出去的那一刹那,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轮胎也是他和爱人惟一的逃生工具。那两个人终于得救了。事后被救的人到站上来感谢他,俩人热泪盈眶,紧紧握住他的双手说:“大恩人哪,是你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我们怎么才能报答你。”他们拿出两千元钱谢他,被他断然谢绝。没办法,这两个被救的人只好在当地电视台,为他点播了一首《好人一生平安》的歌和一部电视剧,才了却了心愿。

四、好梦就要成真了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即将开工之际,就汉江水文局将如何继续围绕南水北调开展工作,笔者专门采访了汉江水文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章厚玉同志。

他满怀信心地说到,南水北调的开工,与汉江水文局几代水文人50年来的艰苦奋斗分不开的。在开工以后,我们不但要一如既往地继续做好主业工作,还要更进一步地拓宽我们为南水北调服务的项目。要完善汉江水文站网包括水文、水位、水质等监测站点。一方面要加强现有水文、水位站的基础建设,另一方面要按照水文局站网规划,结合汉江流域现有水文站点布设和南水北调水源区监测的需要,调整和增设水文水质监测站。加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陶岔、黄家港水文水质监测站基本建设投入。

另外我局将在河南省方城县境内建立一个水文站,主要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长江流域出水量控制站。主要观测项目有水位、流量、输沙、降水、水环境监测等。在河南省荥阳市境内牛口峪处建立牛口峪水文站,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穿黄工程进口水量控制站。主要监测项目有水位、流量、输沙、降水、水环境等。

我们还要继续做好水环境污染监测工作。水质的问题,是南水北调的关键问题,这也是党和国家对南水北调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在2000年10月,朱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方面专家对南水北调工程的意见后,指出:“水污染不仅直接危害人民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加剧水资源短缺,使有限的水资源不能充分利用。在开展南水北调的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必须加强对水污染治理。如不治理水污染,那么调水越多污染越重,南水北调就不可能成功。一定要先治污再调水。”汉江水文局的水环境监测中心的职工们,为了汉江下游两岸黎民百姓的身体健康,为了北国人民能够喝上清洁的汉江水,长年监测在排往汉江的各大入水口,一旦发现水质出现污染迹象,就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以便能够得到及时、妥善地解决。因而水质的好坏就是靠我们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来保证。经过几十年的监测,丹江口水库的水质符合国家一、二类饮用水的标准。这里凝聚了汉江水文局职工多少辛勤和汗水。

为了迎接南水北调的开工,我们将继续拓宽对水污染的控制面积,并及时向流域水环境监测网发送监测报告,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继续做出贡献。

章局长还说,水文是水利的基础,水利是国家的基础,水文是国家基础的基础,因此水利建设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水文工作。国家对我们水文工作也很重视,把水文工作和水利工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叫“工程带水文”。包括我们建站、兴站、站网布设都纳入了“工程带水文”中。南水北调对我们水文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机遇。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完善水文站网,加强基础建设。

在南水北调开工之前、丹江大坝加高以后,库区干支流及坝下河道有300多个固定断面、2000个平面高程和控制点及观测标志将有80%被淹没或损毁。为满足河道观测、资料收集的连续性,根据国家有关作业标准要求,我们首先要协调配合好有关部门做好淹没损失实物量的统计调查;并以此为契机,结合库区河道观测特点,高标准、严要求把丹江口库区的基本观测断面设施、站点整顿好,建设好;并结合南水北调水源区监测的需要,调整水文水质监测站。

此外,还要加大渠首陶岔水文水质监测站的基本建设投入。同时,做好南水北调主干渠拟新建的方城水文站、牛口峪水文站前期规划、勘察,争取立项;做好大坝加高后,龙王庙、郧县水位及库区蒸发站的规划兴建工作。听着他那儒雅的谈吐,看着他那深邃的目光,我们被他对前景的规划而深深地鼓舞着。

郎理民总工程师工作很忙,笔者与他约了几次都因工作忙而未能采访成,只有在他回家的路上与笔者边走边谈。他认为南水北调虽然对我局来说是一个机遇,但有很多条件还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在家等米下锅的事情不会再有了,我们要主动出击去找米下锅,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失去这次机会。

南水北调工程是当前长江流域“三大亮点”之一,(即三峡、南水北调中线、长江口综合治理)我们要努力跟踪“亮点”,瞄准未来,发挥我们的优势,搞好中线水源地的水质监测,让首都人民喝上优质清洁、甘甜的汉江水。因此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把水质监测和水质预报工作作为汉江水文局的重点,为汉江水文局经济的持续增长寻找新的起点。

在总工办公室里,我采访了副总工程师夏定华。他拿出地图来,用富有诗意的语言给笔者描绘着南水北调开工后,汉江水文局的发展前景。他说汉江流域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江汉平原,是米粮仓,它在长江流域的地理位子是十分重要的。但为什么江汉平原在我国历史上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主要原因就是水灾。汉江平原以前曾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只要收一年,十年都不愁”。讲完后他又幽默地告诉笔者,最后这句别写上,因为那是他自己编的。话虽这么说,但通过这几句话的确反映了江汉平原多少年来守着这片沃土讨米要饭的情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建了丹江口大坝以后,基本解决了汉江平原频受旱涝危害的状况,汉江水文局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还说,南水北调工程上马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建设。虽说南水北调给我局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但这个机遇还存在着很大的竞争和挑战,要是不能拿出高质量成果来,我们就无法去参与竞争。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们的机遇就在南水北调和汉江的梯阶开发上,我们面临的是严峻的竞争,我们不能坐等机遇的到来。我们要利用我们专业的优势,利用我们近50年来对南水北调工程前期资料累积的优势,主动出击,打进南水北调的竞争市场,拿出优质可靠的资料来为南水北调工程服务。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到现在,汉江水文局走过了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里,汉江水文局的几代水文人历经艰辛,为南水北调的开工做了应尽的奉献。他们鲜活的面容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星闪烁在汉江两岸。他们为南水北调开工所收集的宝贵资料即将结出丰硕的成果,他们的梦想就要成为现实,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在历史的丰碑上。

在此文结束之际,我们对那些关心、支持本文写作的各级领导、那些经我们采访的老领导、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及给我们提供资料的同志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责任编辑:刘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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